董禹:中国构建多渠道“新基建”融资体系

时间:2020-07-06 07:27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版阅读:新闻归类:观点评论

2019冠状病毒疫情导致全球经济停摆,市场需求骤减,贸易和投资明显下滑,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即将发生深刻变化。尽管中国借助举国体制的优势迅速控制住疫情,各地陆续复产复工,但中国经济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及风险不断上升,经济全面复苏仍面临巨大压力。

过去的10多年,中国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唯一引擎,2019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39%。可以说,中国在此次疫情后的政策和战略选择,将决定未来数十年中国和全球的经济走势。

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的角度分析,在出口方面,受到疫情的冲击,世界各国都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危机,全球化进程因此可能暂时放缓,甚至出现阶段性逆转的局面,这将直接导致中国出口量大幅下降,国际贸易萎缩。因此,仅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目前看来已难以为继,且前途堪忧。

从消费层面看,据统计,2019年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7.8%,拉动经济增长3.5个百分点,连续六年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然而,此次疫情发生在中国全年消费需求最大的第一季度,无疑在短期内会严重影响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另一方面,尽管目前疫情已基本步入常态化,但由于民众对未来的保守预期,并未出现报复性消费的现象。基于上述分析,目前只有通过加大投资,才能重新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

进入2020年,“新基建”的内涵不断丰富和完善。近期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明确了“新基建”的定义,即为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新基建”主要包含了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三大方面的内容。

这次大规模的“新基建”计划,从短期看是疫情过后刺激经济的一项重要举措;从长期看,势必影响未来3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区域贸易和东亚地缘格局。

“新基建”不应重蹈覆辙

“新基建”与“四万亿”同属于经济刺激计划。2008年,中国借助“四万亿计划”对冲了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为稳定全球经济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四万亿”计划显著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与幅度,奠定中国在后危机时期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优势及核心地位。

然而,“四万亿”计划主要依靠财政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存在急功近利、用力过猛、激励过度等现象,直接导致产能过剩、资源错配加剧、资产价格虚高等问题,这些弊端至今仍困扰中国经济。

全面推动“新基建”需要资金的支持,所以应吸取和警惕“四万亿”的经验教训,总结在投融资过程中的得失。同时,要融合创新思维,贯彻发展理念,从而以满足“新基建”的资金需求。

“新基建”需要新的融资体系:一、政府财政应充分发挥资金引导作用。目前,中国政府杠杆率在世界上仍处于较低水平,为尽快恢复经济增长速度,中央政府可以效仿其他国家,适当增加杠杆率,通过发行特别国债,支持符合条件的“新基建”项目。

同时,地方政府应完善投融资机制,做好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秉持“资金跟着项目走”的基本思路,成立产业发展引导基金,吸引市场上的社会资本全面参与“新基建”项目的建设。

二、金融机构应全面支撑“新基建”。“新基建”项目强调科技创新,例如人工智能、大数据平台等都属于知识密集型的轻资产产业,与资金规模需求量极大、投资回收期很长的传统基建项目相比,有着截然不同的属性。因此,金融机构应跳出过去开展业务的条条框框,以创新的思维和模式来满足“新基建”的资金需求。

银行方面,目前银行体系流动性总量处于合理充裕水平,资金相对充裕。此外,中央银行通过进一步深化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推动贷款的实际利率水平降低,全面支持疫后经济社会发展。各类银行须充分利用此轮政策红利,优化信贷结构精准支持。

就商业银行而言,针对“新基建”项目的审批要周密而严谨,避免再度出现传统基建项目中盲目无序建设、重复建设、过度建设等问题,确保项目的可操作性和可持续性。在此基础上,商业银行可以运用贷款、金融租赁、发债、股债结合等金融工具,为“新基建”上项目提供个性化和差异化融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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