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赟

中美贸易争端爆发以来，华盛顿渐有若干杂音将此冲突上升到文明甚至种族冲突的高度。其理论基础来自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亨廷顿认为，冷战后将爆发不同文明而非意识形态间的冲突，其根源来自文化基因中的本然性差异。以中美两国之间为例，即东方儒家思想对于国家、集体、权威、等级秩序的崇尚，与西方注重个人、自由、民主间存有天然鸿沟。 因此亨廷顿认为中美间即使有经济联系，也终将因文化上的差异而分道扬镳。中华文明的衰落只是近数百年之现象，因此亨廷顿认为中华文明的历史沉淀、文化遗产、人口规模等，都注定使之最终会寻求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而目前的经济发展正是给这种潜在倾向提供了物质基础。

亨廷顿一直强调以文明类型来加以划分世界，然而现实中文明往往并不具国别间那样明确的分野，因此并不具“国家行动能力”——也即利用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等组织大规模跨际力量交换的行动力。以伊斯兰文明为例，亨廷顿一直强调其与西方文明必有冲突，但就现实地缘政治而言，沙特阿拉伯等中东国家却是美国长期坚定的盟友，并且依靠美国力量来制衡同信伊斯兰的伊朗。

同一文明内，尤其是当今世界伊斯文明内的国际、派系冲突之烈，造成人员伤亡之惨重，要远超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间冲突的程度，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所造成的人员伤亡，更会吸引人们的注意而已。可见某一特定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往往并不具备完整统一的整体协调力与政治持续力。

另者，我们今天所限定的文明本身也是历史上多种文明碰撞的结果。如目前被追溯为整个西方文明源头的希腊罗马文明，据现代考古学早已证明，欧洲最先出现文明的地域是克里特岛与周边地区的迈锡尼，而其祖先又混有欧亚大草原、伊朗和高加索地区民众的血液。

在此后的文明进程中，周边文明，甚至远至印度次大陆的文明因素也同样渗入了希腊、罗马文明之中。而这些文明区域的不少创造，也常常被简单地归到了笼统的希腊、罗马文明名下，而忽略了多源头、文明交汇融合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产生的巨大影响。故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核心，还是为了论证并渲染西方文明的独特与优越性，而忽视了文明内部的复杂多样性。

亨廷顿对于世界文明的划分，缺乏定义上的清晰度与证据链上的完整性，然而，他却依然得出了若干惊世骇俗的结论。比如伊斯兰与西方；中美间的文明对抗将不可避免。随着九一一伊斯兰极端恐怖分子对于美国本土的大规模袭击，更像是印证了亨廷顿先知一般的预言。然而，这种结果的产生，并不能保证其文明冲突论体系的整体正确。

是否如亨廷顿所言，文明间的冲突具必然性与常态性？翻翻历史则会发现绝非如此，即使是今天被不少人广泛视为极端、排外的伊斯兰，其历史也曾以宽容、多元并与诸多宗教和谐共处而知名，至少在八世纪后五百余年的伊斯兰“黄金时期”是如此。公元762年，在巴格达定都并建立庞大的阿拔斯王朝之后，此一帝国就成为了世界著名的学术、商业、教育与文化中心。

不同语言的著作被译成阿拉伯语保存了下来，为欧洲大陆文艺复兴运动提供了保障。不同宗教、族群得以相安无事，此时的伊斯兰哲学、思想家也崇尚追求世俗知识、理性精神，并有着开阔的视野与宽厚的胸怀，甚至连世俗主义、个人主义、怀疑主义等也受到了宽容。可见封闭、排外、极端非为伊斯兰的本然标签。

然而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兴起之后，传统宗教都面临艰难的现代化转型，在此过程中世俗化，逐步退出公共领域而转型为个人信仰，就成了宗教改革的重要方向。与此同时，充分发展的现代民主、人权、男女平权等观念也同步得到普及。故而现当代人们可以，并且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认同了宗教上的多元性与开放性思维。

我们从欧洲近现代宗教发展史的经验来看，文明间，甚至宗教间的冲突并非是常态，不同文明间的碰撞也并非总要以战争等负面形式来加以展开。现当代的宗教纷争，主要还是因为有若干宗教，其身体已跨入21世纪，但未经过现代文明洗礼的思想，却还停留在中世纪。

这些宗教不但拒绝经历世俗化与政教分离的进程，而且妄想通过政教合一、排他性宗教立法、宗教歧视、向外暴力扩张宗教等形式来拓展其信仰活动。因此，就肯定会与其他文明、宗教、国家，乃至本宗教中的其他派别发生激烈冲突。其悲剧根源并非是文明或者宗教间的冲突，而是来自同一宗教的现实情境与历史遗存间的深刻矛盾。

也正是因为没有看到这种文明、宗教内部矛盾的内在属性，故而亨廷顿在其文明冲突论中，得出了文明、宗教间必然发生冲突的结论。而最为可怕之处，还在于这种理论上的假说，正在被若干政治人物当成一种必然，从而导致其真正有可能成为现实。

作者是文史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