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新贸易理论视角下的贸易争端

在上面描述的基本模型里，拥有更多高生产率（或低生产成本）企业的国家出口更多，享有贸易顺差，但是每个人的效用其实与贸易顺差或逆差没有关系。对基本模型稍加推广，在满足一定条件下（比如跨国生产成本低于一次性投资成本），就会出现一国（比如美国）效率最高的企业，不再出口到其他国家（比如中国），而是转变成直接到中国投资，设立跨国子公司在中国生产，并且在中国或者美国销售。前者减少了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后者加大了美国对中国的进口，此消彼长，美国对中国的逆差进一步扩大。

同样道理，在中国常见的加工贸易，原材料和中间品来自日本、韩国、台湾，但制成品出口到美国，尽管中国获得的附加值并不高，但是美国海关却以制成品价格计算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夸大了美国对中国的逆差。

如果把美国在中国设立的子公司（如苹果和通用汽车）的销售额减去中国在美国设立子公司的销售额，再加上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定义为美国对中国的总销售差额，根据美国经济统计局的数据和德意志银行的估算，这一数字在2016年就由负转正，并将持续增加。2015最新数据还显示美国在全球的总销售差额高达9000亿美元。

如果用附加值贸易差额取代海关统计的贸易逆差（有研究显示前者大约是后者的一半），同时再加上美国对中国在服务贸易上的顺差（前面提到的逆差都是针对货物贸易），那么美国对中国的总销售额会更高。

虽然说特朗普眼里只看到货物贸易逆差比较短视，但他和他的竞选智囊认为美国制造业工人在2000后的就业持续下降与美中贸易逆差有关，却要比经济学家更加先知先觉（从贸易理论的进化大家也可以看出经济学家通常是后知后觉的）。

一个重要事实是由于自动化设备带来的生产率提高，美国制造业就业人口占全体就业人口比重在二战后就不断下滑。从绝对数来说，制造业工人在1991-2000年的工作机会是缓慢增加的，但让人意外的是制造业就业人口从2001年的1700多万减少到了2010年的1100多万，这么长时间大幅度的就业变化是二战以来唯一的。经济学家通常把原因归结为互联网革命带来的技术替代，两次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衰退。

从2013年开始，David Autor与合作者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认为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美国的进口替代是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的重要原因。前面提到，为了简化分析，新新贸易理论假设当低效率的企业退出市场后，他们雇佣的劳动会迅速转移到高效率的企业，或者可以通过收入再分配享受到更高的福利。但现实的劳动力市场没有这么完美，进口替代带来的就业冲击并非均匀分布在美国各州，而往往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在的少数地区，大量工作在短期内集体消失，再就业和收入再分配都非常困难。由于“中国冲击”影响力持久，受影响地区的结婚率和生育率下降，贫困儿童增加，向上流动性减少，政治立场变得更加保守和激进，带有这一倾向的共和党议员份份上位，察觉这一变化的特朗普在竞选中主打中国议题获得成功。

此外，Autor与合作者还发现美国受到中国冲击的行业在科技创新和专利研发上都出现了倒退，这也使得遏制中国的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成为美国在贸易谈判中的核心诉求。

一些美国和中国学者如魏尚进等对Autor等人的研究提出了质疑，认为“中国冲击”的程度没有他们估计的那么大，同时中国加入WTO后带来的美国物价下降和帮助非制造业就业人口的上升等利好未被充分考虑（目前美国失业率已经达到70年代以来最低水平）。有趣的是，虽然Autor的研究支撑了特朗普的一些主张，但Autor却认为特朗普对贸易的理解充满谬误，对进口商品大面积加征关税的做法会从多个方面破坏美国经济健康发展，他还认为特朗普撕毁TPP协议是极度短视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