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江雨, 新加坡前外长、嘉里物流联网主席杨荣文,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出席“五四运动百年回顾”大型演讲会。（档案照）

一百年前，中国处于如此衰弱的态势，她对不公的申诉被列强忽视。1917年，出于收复被德国夺走的山东地盘的希望，中国加入盟军三国协约的抗德战事。由14万人组成的中国劳工旅被送往欧洲。德国于1918年被打败后，凡尔赛和约本答应将这些地盘归还中国，但却在其他战胜国的同意下，转让给日本接管。日本有往中国大陆扩张的意图。早在1915年，日本就曾向中国提出臭名昭彰的“二十一条”。

中国人民愤愤不平。在许多中国城市与海外华人社区里，知识分子、学生与工人们举行抗议活动。北京大学的教授与学生们在5月4日召开了第一场集会。从这些抗议活动中，涌现了摆脱封建思想并推崇科学发展的集体决心。一个深刻的政治转型是必要的。1911年的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帝国制度，但应该用什么取代仍争论不休。“赛先生”显然必不可少。但究竟谁是“德先生”？左派人士方面，新文化运动坚信应该将儒家思想与行为连根拔起。

陈独秀和李大钊随后在1921年成立中国共产党；右派方面，则试图改良，而非摧毁中国两千多年的儒家遗产，蒋介石在30年代推动的新生活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相反，并受到国民党原则上的支持。一个追求革命；另一个提倡逐步改良，但双方都一致寻求对抗西方与日本帝国主义。

中国仍要经历六十载的战争与革命，直到邓小平在1978年将国家引入改革开放的轨道。日本于1945年战败后，中国陷入了内战。毛泽东在1949年再次统一国家（台湾除外）后，中国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苦难。紧接着，一如黑白电影转用彩色印片法，世界惊愕地见证了中国过去四十年的蜕变。

一百年前，中国人照镜子，明白了为何世界轻视他们；一百年后，中国人应该再照照镜子，并反思世界今天如何看待他们。

一个巨大的差别是，曾被其他列强唾弃的中国，如今正越来越被其中一些国家畏惧。这是戏剧性的转变。如果“五四”的百年遗训是不断强调抵抗外国人，那将是错误的。中国一百年前强烈的民族主义是正确的，因为那是自卫。但今天所需要的不是紧握的双拳而是友谊的双手。中国可以做出这个改变，因为它强大，且会变得更强。

日本入侵中国导致了自我摧毁。二战后日本在美国的协助下像凤凰一样浴火重生，它如今渴望再次成为一个正常国家。中日之间的关系改善对整个亚洲有益。许多参与“五四”的先驱都曾在日本生活并受其现代化启发，包括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和郭沫若。领头推翻清朝皇帝的孙中山也于1905年在东京成立同盟会。

西方列强在鸦片战争后对中国的蹂躏使日本惊慌，它快马加鞭地推动现代化，以避免遭遇与中国相同的命运。这一方面是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回应，另一方面是自己的选择。日本明治天皇成为了扩张主义者并参与瓜分中国。

那段历史导致在中国大陆的长久战争、太平洋战争、广岛与长崎的恐怖，以及对美国俯首帖耳的一个时代。在日本的行动引发“五四”的一百年后，中日关系如今翻开了新的、较乐观的一章。日本政府最近表示，希望中国国家主席...能在10月以贵宾身份出席新令和时代德仁天皇的即位仪式，德仁天皇想必之后也会访华。然而，中国必须接受，日本与美国的战略关系是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前提。

中美关系更为复杂，美国视中国的崛起为威胁它在世界上长期据有的优越地位。与冷战时期的苏联不同，中国不仅被视为一个军事与意识形态威胁，而也越来越被视为是经济与科技威胁。在过去的两到三年里，反华情绪突然凝聚，很多人现在在讨论修昔底德陷阱以及战争的可能。中国必须深思如何应对美国的反应。

中国日益剧增的自信决不能成为轻视他国恐惧的自满。一百年前在衰弱中的反抗是必要的；强大后的傲慢则会导致悲剧。美国正在一系列问题上找中国的麻烦。然而，美国的咆哮暴露了对自己现状的某种焦虑。

中国不该忘记，在西方列强当中，美国当年对中国的贪婪是最低的。美国在义和团运动后不好意思接受清朝赔款，遂将其中一部分拨予资助中国学生前往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等美国高校求学。基督教传教士建立了如燕京大学与北京协和医学院等教育与医疗学府。珍珠港事件前的几年里，美国为中国抗日提供了关键性支持。

如果美国没有在珍珠港事件后参战，中国将需要更久的时间才能击败日本。邓小平于1978年访美后，美国对中国留学生敞开大门，自此，各个领域有大量中国学生在美国受教育。美国对中国过去40年的发展贡献巨大。

因此，中美之间在历史上有相当大的善意，“五四”百年庆时应该受到承认与重现。

对于中国的崛起，欧洲没有单一一致的回应。一些欧洲国家甚至控诉中国想要分裂欧洲。事实上，欧盟与欧元的强劲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与团结强大的欧洲保持密切关系有助于中美关系。这是一个不平凡的转变：“五四运动”充斥了对欧洲列强联手欺负中国的愤怒。1900年，他们一同洗劫并摧毁了圆明园。而现在，中国希望欧洲团结以成为中美之间的中介方。

当然，诸如“一带一路”以及吊诡的人权等问题是存在的。然而，中国对欧洲文明及其在哲学、科学与艺术方面卓越成就的持久仰慕百年来未改变。

每一个欧洲文明的板块，都有中国专家在抽取为中国发展有益的真知灼见。时至今日，“德先生”（民主）在中国社会中的恰当角色仍被争论。从古至今，所有关于欧洲的民主表现，从冰岛议会, 英国的《大宪章》和瑞士联邦，一直到现在西欧和欧盟的系统制度，都被中国用来分析其优劣之处。

中国对与欧洲文明密不可分的基督教有着千年的爱恨情结。在19世纪，基督教被视为西方对中国人的征服。当人们相信胜利者的神明是真正的神明，征服便完成了。不出所料，受到“五四”大力推动的新文化运动不仅拒绝儒家思想，也拒绝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征服中国人的西方思想。反叛的第一步发生在精神层面。

对于激进左派而言，新生活运动与国民党对于基督教的容忍被视为他们与中国的压迫者勾结的证据。蒋介石是一名基督徒，至少在名义上。对中国共产党而言，无神论是一种信仰。中国与梵蒂冈的关系恶劣也不让人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