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至1987年期间，日本央行将基准利率从5%降至2.5%。信贷的放松，不仅导致严重通货膨胀，也导致巨量资金流入股市、楼市，导致严重的股市、楼市泡沫。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曾指出：“造成严重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的，并不是日元升值本身，而是当时政府的经济政策失误。”

到了1989年，日本政府意识到经济过热，转向加息，但步骤过猛。在从1989年5月到1990年8月的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央行基准利率从2.5%上升到6%。过猛的紧缩政策刺破了经济泡沫，导致日本经济随后陷入“失落的二十年”。

还有学者认为，导致1985年至1990年日本经济泡沫乃至后来泡沫破裂、经济停滞的原因，还在于日本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银团结构。这一结构的主要特点是银行与企业交叉持股，利益关联错综复杂，导致银行的贷款决策、企业的投资决策出现“软约束”，不很谨慎，巨额资金投向股市、楼市乃至其他风险很高的项目，最后导致经济泡沫与危机。

这与韩国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裙带资本主义”，导致1997年至1998年的“东亚经济危机”有相似之处。

另外，日本经济的低迷与日本发展阶段也有关系。1990年经济泡沫破裂时，日本已基本完成战后经济复兴。1991年，日本人均GDP已达2.87万美元，高于美国的2.44万美元，已跻身一流发达国家行列。经济体量大了以后，增长速度会自然放慢，这是很多国家都存在的现象，包括美国等发达国家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第三，《广场协议》是合理的，并对签署各国包括日本有显著积极作用。首先，《广场协议》中规定美国以外的四国促使本国货币对美元升值，是完全合理的。汇率作为货币之间的价格，理应随着各国国际收支状况导致的货币供求关系而变动，并自由发挥调节国际收支的作用。

一国国际收支出现大额顺差时，外汇供给过多，理应外币贬值、本币升值，从而压缩出口、促进进口，降低顺差；大额逆差时，则应相反。

当时，美元对其他国家货币的确高估了，导致其他各国对美国大额顺差。因此，其他各国货币理应对美元升值，无可厚非。

其次，《广场协议》解决美国巨额贸易逆差，对各国都是有利的。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是一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基本要求，过大顺差或逆差都对本国不利：过大顺差（如当时的日本）会导致出口过多而未能进口弥补，造成本国消费不足，降低国民福利；过大逆差（如当时的美国）会导致本国出现偿债风险、货币急剧贬值等金融危机。

而且，美国作为最大经济体与其他四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如果因逆差过大而发生金融危机，也会通过各种渠道负面影响他国经济，包括日本经济。因此，解决这一问题对包括美日在内的各方都有好处。

第四、《广场协议》对日本的好处还包括：协议规定的日元升值促进了日本企业的海外扩张。日本企业利用日元升值，大幅增加海外投资，将大量原本出口到美国的产能转移到海外，以化解来自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实现了从出口到海外投资的转化。

例如，为了化解长期的日美汽车贸易纠纷，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累计在美投资了数百亿美元，在美国雇用了数十万员工，进行本土化生产。这不仅化解了贸易战风险，也增加了美国消费者对其汽车品牌的认同度。

再者，协议的其他规定促使了日本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和技术创新。《广场协定》的规定中，开放市场刺激了国内竞争，刺激内需扩大了国内需求，监管松绑激发了私营部门活力，缩减产业补贴则促使企业更好地利用自有资金进行研发。

所有这些，都促进了日本企业的转型升级与技术创新：一方面，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另一方面，加速从一般加工制造向高科技、高附加值、高质量制造业转型。因此，在泡沫破裂之后的相当长时间内，虽然日本经济陷入停滞，但私营部门的全球竞争力却不断提高，日本商品依然畅销全球。

最后，中国不应因误读《广场协议》而影响中美谈判。因综上所述，《广场协议》不是美国针对日本的“阴谋”或打压，而且对签署协议的各国包括日本在内，都起到了良好作用；日本过去20多年来的经济低迷，不是《广场协议》的结果，而是其后续应对政策、自身体制、发展阶段各方面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国经济发展出现问题，应该从自身找原因，而不是诿过于他国。日本主流都不认为《广场协议》对其有什么不好，中国各界为何总是替日本“鸣不平”呢？

抛开政治与战略上的问题（参见笔者在《联合早报》的系列文章），日美当年的经贸关系与摩擦，与中美目前的经贸关系与摩擦，的确有很强的相似之处。中国内部当前也面临日本内部当年存在的诸多问题。中国应正确解读《广场协议》，正面看待这一协议，而不应该因误读这一协议而影响中美经贸谈判。

作者是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教授

抛开政治与战略上的问题，日美当年的经贸关系与摩擦，与中美目前的经贸关系与摩擦，的确有很强的相似之处。中国内部当前也面临日本内部当年存在的诸多问题。中国应正确解读《广场协议》，正面看待这一协议，而不应该因误读这一协议而影响中美经贸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