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碰撞

中美贸易战紧锣密鼓，而且有继续扩大的势态。目前有很多关于这贸易战哪方会损失更大的分析，多数分析很片面，而且有很多问题。

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本人的看法，好像是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货品，比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多很多，所以中美贸易战肯定是中国损失更大。这种纯粹生意人的看法，太过简单。

经济学者会进行比较深入的分析。例如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余智教授，就考虑到企业对关税提高的承担能力。（见《联合早报》7月26日《中国应防止贸易战扩大》一文。）根据余教授的论述：“中国出口的主体……很多利润率水平较低，甚至依赖政府的出口退税与生产补贴才有薄利或微利的普通产品。……这些产品一旦被加征关税，很难通过降低利润来吸收关税冲击，难以在出口市场生存。因此，如果贸易战扩大，对中国出口的冲击不是简单的直线型增大，而是加速增大。”因此，余教授认为，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冲击程度将加速增大，而且将显著大于对美国经济的冲击；中国应采取措施，防止贸易战的进一步扩大”。

笔者赞成余教授关于防止贸易战扩大的结论，但对于根据承担能力得出贸易战对中国冲击比较大的分析，却认为有商榷的余地。

特朗普简单商人观点

先从特朗普简单商人观点的一些问题谈起。他的一个基本错误是，认为出口是赚钱的、有利的；进口是花钱的、不利的。因此，谁的出口减少更多，谁就损失更大。这简单看法忽视了一个国家、地区、企业，不但能够以比高于国内市场的价格出口到国外而获利，也可以从比在国内买或生产更低的价格进口而获利。

其实，至少长期而言，出口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为了赚取能够用来买他国的商品的外汇，才值得花成本来出口。

由于上述原因，如果贸易战使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减少，不但对中国不利，也对美国不利；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商品减少，不但对美国不利，也对中国不利。因此，通常贸易战没有赢家，而何方损失更多，不能够以双方的出口额来简单决定。

其次，根据国际贸易的会计方法，进出口额是根据出口商品的总价值，而不是根据其附加值，因而有误导性。很多情形是，美国的A公司在中国的工厂，不但雇佣中国的工人，还用了美国的资本、企业能力、设计、东南亚国家的某些原料与半制成品，在中国完成生产甚至只是组装后，以每件100元的价格出口到美国。在贸易会计上，这完全是中国出口到美国，每件100元全部算在内。

但是，属于中国的附加值，可能不到20%，而被美国人自己赚去的，可能超过40%。总体而言，根据2015年数据的估计，中国的出口，直接属于本国附加值的比例只有25.5%，出口到美国的，这比例只有24.8%。另一方面，同年美国出口到中国的本国附加值的比例超过50%。（根据著名经济学家与前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教授今年7月底的文章。）

根据承担能力的可能误导性

余智教授显然超越特朗普的水平，但根据承担能力的分析也很有问题。如果在中国生产出口到美国的商品的企业利润率水平较低，若美国增加对这些商品的关税，使他们不能赚钱，可能须要把企业关掉或转行生产其他商品。根据余教授的分析，这是使中国损失更大的因素。这种推论好像是只看短期冲击，不看长期影响。

长期而言，原本用来生产出口到美国的商品A的生产要素，多数可以转移到其他商品B的生产上，包括出口到其他国家与在本国消费的。如果原来生产A时的利润比较低，表示从A转移到B的损失反而比较小。因此，承担能力低，虽然可能意味着短期的冲击比较快与大，但也意味着长期的损失反而比较小。

对于那些靠政府补贴或在国内造成重大污染的出口品，其生产与出口很可能是对中国不利的。减少这些出口品的生产，反而可能对中国有利，或者说，其损失是负的。在本国污染问题上，由于中国对美国出超是物品上的，在服务上，反而是美国对中国出超；而物品上的生产，污染程度比服务上的大，因此，在这方面，中美贸易是美国获利比较大。不过，在间接从贸易而获得的技术转移与跟进方面，应该是中国得利比较大。

中短期的影响，也要看对商业信心的打击，尤其是在投资方面。如果因为信心与总需求大量下降而造成失业等，影响可能很大。然而，在这方面，从应付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上的成效来看，中国明显比美国以及其他国家更快走出危机的影响。中国在2009年投入4万亿元人民币后，很快恢复高速增长。美国与其他国家，在多年的量化宽松后，在两年前左右才开始恢复。

长期的损失有多大？影响这点的因素包括产品与要素转移的难度与成本、其他市场的替代程度等。其实，如上所述，不只出口因贸易战而减少会有损失，进口的减少也会有损失。例如，中国减少从美国进口大豆，就可能须要以更高的价格从巴西进口，或以更高的成本在本国多生产。同样的，美国也会因为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减少，或他们从中国进口的减少而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