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专栏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概念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可以说是核心中的核心。人们可以问，如果去除了这对关系，还有其他哪些概念能够支撑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呢？事实上，这对关系被张扬是因为其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性，人们不得不深究其所面临的问题、探索其未来。但同时，从研究的角度来看，很多问题也产生了。

如果要研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首先就得假定“国家”和“社会”的存在。近代以来，包括“国家”与“社会”在内的大多数社会科学概念是从西方引入的，直接用于分析中国社会。问题在于，在人们把这些概念用于分析中国现象时，往往忘记提问，用于分析西方社会的这些概念适合于中国吗？或者说，西方概念所指称的这些社会现象在中国存在吗？

就“社会”这一概念来说，中国传统中有“社”的概念，也有“会”的概念，但没有“社会”的概念。“社会”这个概念是从日本传进来的。在亚洲，日本最早接受西方的思想和社会科学，在翻译西方society时，就把中国传统的“社”和“会”两字结合起来了。不过，这里已经出现了问题。在西方，无论是国家还是社会，都是建制或者制度，两者之间存在着边界及其各自内部的自主性。但一到中国，无论是“国家”还是“社会”，“自主性”就很难理解。

在中国，“国家”无所不在，用现代的概念来说，“国家”就是广义政府。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哲学中，政府一方面可以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至少从理论上说），另一方面也被视为是负有无限的责任。在不存在任何制度制约的情况下，“自主性”的概念和“国家”毫不相关。同样，社会的“自主性”在中国很难理解。因为“国家”的无所不在，社会的“自主性”至少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而只是作为近代以来一种人们追求的理想。因此，在研究分析中，充其量人们只能假定其存在着。

在西方，“国家”存在的理性就是其普世性。在近代国家产生以来，这种普世性表现在法律、就业、福利、社会政策等等方面。如果说法律是国家的基础，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也就是人人在国家面前平等。西方国家从抽象原则（例如“一神教”和“自然法”）发展而来，代表的是一些抽象原则。

但正因为抽象，现实中的人们才假定各种权利的平等，近代以来各种与公民权有关的概念都是来自抽象概念。这种“假设”反过来又对现实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西方近代以来的所有发展，几乎就是这些抽象原则假设的产物。

西方和中国“国家”概念的变化

从现实来说，西方国家的这种“普世性”也是一种“不得不”的结果。在漫长的中世纪，教会是西方的主体组织，教会声称其是具有“普世性”。此外，在罗马帝国解体之后，西方发展出诸多城市，而城市的主体便是商人。所谓的“国家”就是在众多其他组织（教会、商业组织、城市）中竞争产生的，也就是说，“国家”只是其中一个组织。为了和这些其他组织竞争，“国家”也不得不声称其“普世性”。在这种组织格局中，也很容易理解“社会”的“自主性”，所谓的“社会”便是除了“国家”之外的其他组织。

和西方国家的“普世性”不同，在中国，“国家”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特殊性”。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结束了从前权力高度分散的封建体系，开始了从“家”到“国”的转型，秦始皇统一中国可以说是完成了这一转型，但这一转型并没有使得国家体现出“普世性”。即使被视为最具有“普世性”的科举制度，也仅仅是从“家”到“国”转型的一部分，就是说，皇权不想过多地受制于其家庭和家族，而转向向全社会录用官员。从这一角度说，较之西方长期的政治家族传统，中国的“国家”更具有社会性。

但问题在于，“国”的中心依然是皇帝个人。尽管历史上皇帝和官僚体制之间也形成了分权状态，但这种分权更多地是在操作层面，而非权力来源。官僚体制所有的权力根源依然是皇权，或者说，官僚体制是依附于皇权之上的，“君臣”关系就是这样一种体现。尽管存在着规范“君”与“臣”各自的制度（即“礼”），即君臣关系并非是简单的两个个体之间的关系，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只能表现为作为皇帝和作为臣子的个体关系。从理论上说，“礼”也是要约束皇帝的行为的，但在实践层面，“礼”被简化成为大臣对皇帝的“忠诚”。

这种依附关系也自然地延伸到“官民”关系。实际上，中国历史上从来就只有“官民”关系，而没有西方的“国家社会”关系。如上所说，在西方，无论是国家还是社会都具有自主组织性，而在中国，社会从来就没有这种自主组织性的。传统上，无论是“社”还是“会”都是极其边缘的群体，无足轻重。只有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这些边缘群体才开始发挥作用。

在日常生活中，主导中国的是所谓的“四民”，即士、农、工、商。在“四民”中，“士”被皇权所吸纳，是依附皇权的，“农”处于高度分散状态，“工”的大部分也是直接为皇族服务的，而最具有组织能力的“商”则被安置在社会的最底层，没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西方的“自主性”概念和“四民”毫不相关。

这种关系维持了数千年，到了近代都没有改变。梁启超的观察是对的，他认为中国人只有皇帝观念，而没有国家概念，只有对皇帝个体的忠诚，而没有对国家的忠诚。的确，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国家”实在太抽象了，而皇帝则是实实在在的。孙中山先生说得更直接，他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这种个体之间的关系也容易解释即使到了今天，一不当心，就造成体制性甚至全民性的“个人崇拜”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