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国内环境而言，这一代人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发展。共产党闹革命的目的也是近代以来所有政治精英的目的，那就是“富国强兵”。当这一代人走上政治舞台的时候，他们的共识便是要彻底改变当时仍然面临的“贫穷社会主义”局面。

就国际背景而言，美苏两大阵营仍然对峙，但英美开始了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核心的经济变革，国际局势相对和平。新一波全球化开始，欧美呈现出很强的发展势头。邓小平的判断是：“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中国领导层把这种国际格局视为是自己的“发展机遇”。无论是关于“球籍”的讨论还是走向海洋文明的讨论，都是当时改革动力的直接反映。

计划经济如何改革？市场经济是改革方向吗？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所有这些问题都没有现存的答案。邓小平因此形象地把改革称之为“摸着石头过河”。从1978年仍然流行的“计划经济”概念，到改革初期的“商品经济”概念，再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确立，中国足足花了14年的时间。

在实践层面，中国参照的主要是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经验，尤其是匈牙利的改革经验和亚洲国家包括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尽管经济“意识形态”的变革十分缓慢，但现实层面的变革方向是明确的，即走向市场经济，体现在从农村改革、经济分权改革再到城市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国家部委从1981年的100个（大多是主管国有企业的机构）减少到1988年41个，更体现了市场化的大方向。

邓小平政改要解决实际问题

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领导层也在探索政治上的改革。从80年代初到80年代末，邓小平对政治改革发表了一系列的看法，可以视为是当时领导群体的共识。总体来看，这些改革并没有受当时关于“政治民主化”的“宏大真理”的影响，而是为了解决当时中国政治实践所面临的问题。也就是说，改革不是为了实现“政治民主化”的理念，而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小真相”）。改革主要包括几个方面。

第一、法制。法制一方面是针对社会而言，另一方面是对党内政治生活而言。改革开放前的“继续革命”，导致所有这些方面的法制大破坏，尤其是党内斗争毫无规则，大量的干部惨死于政治斗争。

第二，干部类型和干部录用制度的变革，主要表现在干部的“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标准，以适应上述经济建设和发展的需要。

第三，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这项包括几个方面。首先要解决领导人个人和体制之间的关系，“文革”前个别领导人破坏体制的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其次，选拔中青年干部，解决接班人问题。再次，和接班人问题相关，也需要解决老干部的退休问题，例如设立设顾问委员会作为废除领导终身制的过渡办法。

到80年代中后期，政治改革聚集了相当的力量。这不仅因为中国社会有了民主化的要求，处于一线的年轻一代领导层，也在不同程度上认为民主化是可以接受的政治改革。80年代中期之后，政治改革加速。在领导体制方面，明确提出了“党政分开”的改革思路。这一思路认为类似“文革”那样的大灾难的出现，是领导人个人高度集权的产物，而个人集权又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造成的。

再者，政治改革不仅是为了保护已有的经济改革成果，而且也是克服改革的阻力和推进改革的动力。在社会层面，当时苏共总书记戈巴乔夫的《新思维》在中国社会具有很大的影响力，知识界的共识是中国要走西方式民主道路。

如果人们深入细节就会发现，80年代早期和80年代中后期的政治改革是不一样的。早期是为了解决具体问题（“小真相”），而中后期则滑向“宏大真理”（追求民主的价值）。总体来看，“小真相”的改革相当成功，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干部录用制度和领导人退休制度都得以确立。但“党政分开”的改革不仅没有成功，而且很快就出现致命性问题。“党政分开”的改革促成“党”“政”成为两张皮。

此后很长时间的机构改革，基本上都是政府机构的改革，而党的领域并没有进行任何形式的改革。政府不断改革，党的领域没有改革，这就是一个大问题。尽管党的领导不能动摇，但现实中，因为没有进行党的任何改革，党的领导一直被弱化。在80年代后期，当党本身要通过“民主化”的改革来改变自己的时候，危机的爆发变得不可避免。

以“党政分开”为主题的政治改革，到1980年代末的社会运动爆发嘎然而止。“党政分开”在现实中演变成“党政分裂”。在官方定义为“天安门事件”的过程中，当掌控党政机构的不同领导人之间发生严重分歧的时候，党政分裂变得不可避免，而这种分裂也就是执政党的最大危机之根源。“天安门事件”之后，邓小平重组中共领导层。尽管邓小平的侧重点仍然是“领导集体”，但无论是80年代的经验还是现实的需要，都已经在呼唤一种新的政治变革思维了。而这种新的思维，促成了政治变革从80年代转向到了90年代。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