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今天所面临的经济社会问题甚至危机，尽管有经济方面的原因（例如经济发展周期）和政治方面的原因（各种制度因素），但更多的往往是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因素互相交错和互相强化。

经济增长、收入差异、社会分化既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同时，无休止的党争、无效政府等既是政治问题，也会反过来影响经济。在经济和政治复杂的互动过程中，有一个转型构成了今天西方社会所面临问题的制度根源，那就是，从“无代表、不纳税”到“不纳税、有代表”的转型。

“无代表、不纳税”对西方政治经济制度演变的重要性怎么说都不会过分。简单地说，“无代表、不纳税”是西方近现代民主制度的起源、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它更是美国独立革命的口号。在西方历史上，很难想象还有其他口号比这个口号更响亮，更具有号召力了。

为什么要有政府？政府为什么有权利向老百姓收税？收税的合法性基础在哪里？很简单，政府存在的合法性就是其提供公共服务的功能。尽管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内容一直在变化，但总体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所需要提供的公共服务内容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复杂。

这种变化和西方民主的演进有关。民主具有多方面的含义，但普选权的扩展无疑一直被视为是最具有本质性的。历史地看，西方民主的大部分时间仅仅只是精英民主，也就是少数人的民主。在早期，只有有财产者和纳税者具有选举权，后来才逐渐扩展到所有公民具有选举权。

在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所著的《第三波》（The Third Wave）中，人们可以看到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民主化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直到1970年代才演变成今天人们所看到的大众民主，即“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

随着选举权的扩张，政府服务范围也随着扩张。这便是民主的逻辑。从为少数人服务的政府转型到为大众服务的政府，政府服务必然扩张。这也反映在西方经济学的变迁方面，从亚当斯密、马克思到凯恩斯主义、各种福利经济学派可见一斑。经济学家们的理论并非抽象，而是对现实的反映。

进入20世纪以来，尤其是二战之后，西方国家从马克思所批评的原始资本主义转型演变成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福利国家。很显然，从原始资本主义到福利资本主义不是资本逻辑，而是政治逻辑，是社会改革的结果，而社会改革又以政治民主化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