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特朗普仅仅是一个政客,只是想用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方法赢得选举,那还好。但如果特朗普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并且具有能力来实现其理想,更把手段本身变成了目标,那么人们就要非常担忧了。这里人们不得不想起二战前的德国和意大利的情形。无论是德国的纳粹主义还是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都诉诸于民粹主义而掌握政权,再利用政权改变了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结构。而德国民粹主义的核心就是反少数族群,即犹太人,导致了人类大灾难。从这个角度来说,人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去担心特朗普主义的种族主义性质。
特朗普的世界性民粹主义革命
IPP:我们这里是否可以提一个大胆的设想,即特朗普想造就一个世界性的民粹主义运动,不仅仅局限在美国?
郑永年:这个局面不是不可能。这也是世界各国应当关心的地方。很显然,民粹主义的崛起是今天世界的普遍现象,无论是左派民粹主义还是左派民粹主义。在发达的西方,右派和左派的民粹主义勃兴,包括美国的特朗普、法国国民阵线、右派的德国新选择党、英国工党等都是这种现象的产物。在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也都存在着民粹主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今天,民粹主义流行于世界各国,无论是发达社会还是不发到社会,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各国之间的区别并不在于有没有民粹主义,而在于政治人物有没有鼓动民粹主义,政府有没有能力来控制民粹主义。一些国家有能力控制,一些国家用民主的方式表达出来,而另一些国家则通过暴力性的社会运动表达出来。并且,民粹主义运动表现在政治上,就是草民阶层与精英阶层之间或者体制外和体制内之间的激烈冲突;并且在两者的较量中,有些国家和地区已经出现草民和体制外赢得胜利的局面。
特朗普当选总统在大大加速民粹主义精神蔓延到整个世界。法国右派国民阵线大受鼓舞,而其政治势力急剧扩展,现在人们开始担心法国今年的选举是否会重复“特朗普现象”。德国右派政党崛起,对传统自由政治的捍卫者默克尔构成了巨大的压力,默克尔已经在一些方面(尤其是移民政策)作重大调整。意大利就宪政改革进行公投,选民已经说不,右派“五星党”崛起,也说不定会演变成类似英国那样的脱欧运动。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世界各国再一次进入一个政治动荡时期。
更重要的是,特朗普特朗普团的一些核心人物,尤其是首席战略家班农(Stephen Bannon),非常关切如何和世界各地的民粹主义运动领袖尤其是欧洲的民粹主义领袖联系起来。他们从一开始就在颂扬民粹主义例如英国脱欧、法国意大利右派,而打击传统西方政治人物例如德国总理默克尔。这不仅仅是因为特朗普在寻找国际民粹主义力量的支持,而且似乎要塑造一场国际民粹主义运动。
如果那样,这表明美国的外交政策会作调整。传统上,美国为了在国外推行西方式的民主,到处搞各种形式的“颜色革命”。但现在可能会调整到到处搞“民粹主义革命”。这两者是不同的,“颜色革命”的价值就是建立西方式民主,而“民粹主义革命”则比较简单,就是推翻建制,而不管革命之后是什么。特朗普对民主不感兴趣,在演说中强调,美国不会把其生活方式(即民主)强加给其他社会。这已经和美国以往历任总统不一样了,因为从前的总统都是想把美国民主推广扩散到全世界的。这种民粹主义革命更令人担心,因为今天的世界各国都具有深厚的民粹主义社会力量。从前“颜色革命”美国依靠的是亲西方民主的力量,但特朗普可能会支持所有形式的民粹力量,而不管这里力量是亲民主的还是反民主的,是右派还是左派,只要能够推翻建制即可。也就是说,比起“颜色革命”,民粹主义运动具有更大的破坏力。尽管特朗普如何把民粹主义革命推广到全世界仍然是一个未知数,但这足以使得那些民粹主义社会力量强大的国家担心其政治安全问题了。
民粹主义与西方的治理危机
IPP:特朗普的世界民粹主义革命会成功吗?
郑永年:历史地看,民粹主义一直不断,在一些国家或者地区成功过,但要造就世界性的民粹主义运动并不容易。不过,即使这样,人们也不应当忽略民粹主义运动。这个运动有深厚的经济社会基础。
民粹主义在西方的崛起同时也是西方的治理危机。这一危机是二战以来经济和政治双重转型的产物。
经济上的转型是从国民经济(national economy)向全球经济(global economy)的转型。在很大程度上,近代以来,资本的全球化一直在发生,但并没有形成象今天那样的全球经济。所谓的国民经济,指的是各国享有经济主权。在漫长的国民经济阶段,各国的对外经济关系主要表现在贸易和投资。尽管从对外经济活动所获得的利益分配对国内各个社会群体也是不公平的,但政府有能力通过税收等机制来调节,补偿那么受益不多和甚至成为受害者的社会阶层。
但是,当世界进入全球经济时代之后,所有国家对全球资本都失去了有效主权,甚至完全没有主权。今天,世界上,除了少数象北朝鲜那样的封闭经济体,没有一个经济体可以说是传统意义上的主权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时代,资本具有高度的自治性质,脱离了政治和社会的制约,即使遇到来自政治和社会方面的阻力也能够自行全球化。并且,通过全球化,经济活动的绝大部分利益仅仅流向资本及其和资本关联的少数社会成员,形成了西方所说的“富豪经济”。当资本可以随心所欲的时候,政府则陷入困境。各国的税基大大减小,政府缺少收入,很难再通过传统的收入分配方式来保障社会公平。富豪经济已经使得社会内部的收入差异加大,而政府财政收入的减少则失去了基本的社会公平。
中产阶层是社会秩序的保障。不过,全球经济已经重创今天的中产阶层。但从就业来说就可以看出今天中产阶层的恶劣环境了。在西方,今天人们看到的中产阶层由从前的产业工人转化而来。但全球经济产生了两个要素,改变了就业局面。第一,技术的流动。在国民经济时代,技术产生就业,一个技术的产生往往导致一个产业的产生,从而也是产业技术工人的产生(就业)。但在全球经济时代,这个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资本为了谋求最大利益,往往把技术出口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因此一个技术的产生,既产生不了产业,更产生不了产业技术工人(就业)。很显然,很长时间以来,美国的工人阶级被转移到了中国的珠江三角洲和其他地区。第二,区域化和全球化也导致了劳动力从落后国家向发达国家的流动。这种流动有“非法的”,例如涌向欧洲的难民,也有合法的,例如欧盟内部的劳动力流动。这种劳动力流动尽管从经济学意义上有其理性,但在社会学意义上则对发达国家的本地劳动力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今天的技术进步则更是对就业产生着致命伤,甚至是“灾难性”的。技术产生就业的时代已经过去,今天的技术不仅不产生就业,而且减少就业。人工智能的发展就是这样。去年的《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2016年6月25日)有一期专门讨论人工只能问题。一项研究认为,在今后的十至二十年里,美国高达百分之四十七的工作岗位要被自动化所取代;而保守的估计这个百分比也会达到百分之十。
在经济和技术机构转型的同时也经历了政治上的转型,即从精英民主转向大众民主。西方两百多年的民主历史,在大部分的时间里是精英民主,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民主,今天人们所看到的大众民主是从上世纪70年代才开始的。在精英民主阶段的早期,政府仅仅是资本的“代理人”(马克思语)。发展到后期,政府则通过保守的社会政策,通过保护社会来保护资本顺利运作。一般来说,在精英民主阶段,资本利益和政治利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甚至是合一的。但进入大众民主阶段之后,政治利益和资本利益开始分化。从前是资本和政治的结合,现在则是政治和社会力量的结合。
这一转型的积极结果就是社会政策从早期的社会保护转型全面的福利社会。尽管社会政策的产生和大众民主没有多大关联,但大众民主有效地推进和扩展了社会政策。在福利社会,民主和福利几乎是一体的,民主选举往往成为政治人物之间的“福利拍卖会”。被视为是理性的选民实际上在投票时不需要做多少理性思考,简单地看看哪一个政党或者政治人物能够为自己带来更多的福利。社会政策对资本运作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社会政策表示对资本的的制约和规制,不仅仅表现在高税收上,而且表现在诸如环保、安全等所有方面。面临种种制约和规制,资本开始逃避本国社会。资本逃避本国也构成了上面所讨论的全球化的动力。很显然,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全球化是资本驱动的。这种动力机制今后也不会有很大的改变。
因为这些大转型,今天的世界,客观上需要一场社会革命。如上所说,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促成原始资本主义到比较人性化的福利资本主义的转型的媒介是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是工人阶级,或者穷人的革命。而今天革命的主体则是中产阶级。受全球化和技术进步负面影响最显著的就是原来的中产阶级。中产阶层需要革命很容易理解。
不过,尽管革命局势正在形成,但有很多问题仍然有待回答。第一,拿什么来拯救资本主义呢?上一次是社会主义拯救了资本主义,那么这一次用什么主义拯救资本主义呢?到今天为止,没有任何答案。中产阶级及其代理人除了愤怒,没有拿出任何有效的替代途径。相反,一些代理人更像破坏者,而非建设者。很多观察家已经指出,特朗普的社会革命方案不仅会冲击世界秩序,也会冲击美国内部秩序。到现在为止,特朗普方案大多仍然充满情绪的口号,如何把它们转化成为现实是个很大的问题。
特朗普的合法性危机
IPP:从特朗普参加总统竞选不久到正式就职,美国社会抗议不断,并且越来越激烈。你认为今后会向哪个方向发展?
郑永年:这是问题的关键。特朗普首先面临作为总统的合法性危机。特朗普只是在选举人票上赢了其对手克林顿,后者的总票数比特朗普高出5百万票。这个事实已经促使美国人对其合法性的怀疑。后来闹得纷纷扬扬的俄罗斯干预美国选举的事情更是为其合法性笼罩上了阴影。此外,特朗普的任人唯亲、内阁由亿万富翁、退休将军和激进者组成,这些都是人们担忧的地方。
美国是个发达社会,中产阶级传统比较深厚,并且有很好的表达机制。他们如果对总统不满,就会表达出来。如果特朗普过于违背美国人的意志,也不能低估美国人的革命性。美国不仅有“一人一票”的制度,而且也是一个“一人一枪”的社会。特朗普必须尽可能快地安抚社会,稳定下来。如果内部问题搞不掂,特朗普很难在国际社会有所作为。
对特朗普的作为,人们不能仅仅是嘲笑讽刺,而应当严肃认真对待之。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了。
我们将重振旧友,再造新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