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二孩落地一年，2016年新增人口仅比2015年新增人口多131万，诸多学者认为人口颓势难以避免，政府应尽快放开生育。但与此同时，却还有许多在政策落地之前“抢生”的二孩家长被追缴高额社会抚养费，养育孩子更添艰辛 全面二孩落地一年，2016年新增人口仅比2015年新增人口多131万，诸多学者认为人口颓势难以避免，政府应尽快放开生育。视觉中国

　　（记者　刘佳英）农历新年第一天，特意回到老家过年的王宇文却一筹莫展。四天前，王宇文接到邻居电话，说他家门口贴了张法院下达的“执行通知书”，让他赶紧回来看看。王宇文“心里顿时一凉”，他知道“政府又来催他社会抚养费”了，而且这次再无退路。

　　王宇文今年35岁，家住浙江省天台县。2014年7月，王宇文的第二个孩子出生，此后生活一直“风平浪静”。直到2015年11月底，即中共中央宣布将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的一个月，王宇文收到了天台县卫计局下达的《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下称《决定书》），而这时他第二个孩子已经一岁多。

　　按照《决定书》，王宇文违法多生一胎男孩，故卫计局决定，向王宇文及其妻子征收社会抚养费17.1万元，限自收到《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缴纳。17.1万元，对这个月收入不到一万元的四口之家不啻天文数字，但面对政府的追缴，王宇文无可奈何。

　　“现在老大上幼儿园，一个月就要花两千块，我一年能存下一两万（元）就不错了”。自收到《决定书》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天台县卫计局几次打电话催促王宇文，可他始终拿不出钱来。这次法院既准予卫计局强制执行的申请，王宇文意识到自己已被“逼入绝境”。

　　根据天台县人民法院作出的“行政裁定书”及“执行通知书”，王宇文夫妇若再不缴纳社会抚养费，法院将冻结二人的银行账户，限制二人出境及其高消费行为，并把他们列入失信名单，“向金融机构和工商、房管、税务、国土”等部门通报。

　　这将完全改变王宇文的生活。王宇文在天台县做些小生意，一旦法院强制执行，今后他做生意将“寸步难行”，购买火车票、住宾馆都会受到限制。思来想去，王宇文最终得出结论：除了托关系找人说说情，跟政府“商量商量降低（社会抚养费）价格”，再没有别的办法。

　　王宇文的遭遇绝非孤例。财新记者查阅浙江法院公开网发现，除王宇文外，今年1月，天台县人民法院还下达了十几份准予卫计局强制执行社会抚养费征收的裁定书和执行通知书，有人需缴纳4.3万元，有人需缴纳11万元，还有人和王宇文一样需缴纳17.1万元。

　　但对王宇文而言，他自始至终不能认同“社会抚养费”的存在。“我不明白生孩子有什么过错？不是说老龄化已经很严重了吗？”“养孩子的钱都不够，还让我们缴，这个道理我不明白。”在和财新记者的谈话中，“我不明白”这四个字，是这位“二孩”父亲最常说的一句话。

　　矛盾的现实

　　今年1月中旬，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自2016年1月1日全面“二孩”政策落地以来，全年出生人口1786万，尽管这已经是自2000年以来16年间新增人口数最多的一年，但与2015年的新增人口数相比，2016年仅多了131万。

　　数据发布后，不少学者都认为这说明人们生育愿望已经不强，即便放开“二孩”，短期之内也不会有太多家长“响应政策”，因此政府应进一步放开生育，并出台措施鼓励生育。王宇文出生于1981年，接受过大学教育，他也注意到了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以及学者的呼吁，而这令他有些疑惑。

　　“现在政策已经放开了二孩，看起来政府已经认识到人口低迷的形势，那为什么又非要追缴社会抚养费呢？”王宇文感到困惑。

　　2016年3月，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表示，全面两孩政策的前提是计划生育国策要继续坚持，继续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就要继续对生育超过二孩者，实行社会抚养费的征收。至于“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第二个子女的”，王培安称，已经依法处理完成的，应当维持处理的决定；尚未处理或者处理不到位的，由各省市自治区结合实际，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据财新记者了解，目前尚没有省份公开出台文件，称可免去征收2016年前出生“二孩”的社会抚养费。一名福建省“二孩”家长告诉财新记者，其所在地政府自2016年3月催他缴过社会抚养费，后来再也没“动静”，但他身边很多其他家长却因此上了法院的“失信”名单。

　　作为典型的“80后”父亲，王宇文年少时曾经历过“一孩政策”执行最严格的时期，据王宇文回忆，上世纪80-90年代，他们村有不少妇女被强制引产，导致终生不能再生育。

　　待王宇文自己到了生育年龄时，质疑“一孩”政策的声音越来越多，但直到2015年政府才决定放开“全面二孩”。而政策落地之前出生的“二孩”，一些省份虽已出现政策松动的迹象，但浙江当地政府依然要严格征收社会抚养费。

　　今年1月25日，王宇文曾尝试到浙江省卫计厅反映情况，但对方告诉他天台县归台州市管理，建议王宇文先找台州市卫生部门。2016年3月，正值“两会”期间，王宇文还到过北京，可始终找不到任何机会接近人大代表。

　　“一个草民，根本没有机会上达天听”。就在被催缴社会抚养费的这一年多时间里，王宇文常常感到自己作为“普通老百姓”的渺小，“找人大，找上级政府，都没有人理你”。

　　社会抚养费为谁而缴

　　据王宇文介绍，他身边也有不少人因在2016年前生“二孩”被罚缴社会抚养费，但额度各不相同，有人缴七八千，有人缴两三万，也有人和自己一样要缴十几万，基层政府收缴社会抚养费“本来就是看人下菜”，“缺少依据”，“你要是送点东西给他，或者你是他亲戚，就少收点”。

　　一份于2013年12月刊登在天台县政府官方网站上刊载的一篇文章，揭示了当地社会抚养费征收过程中的种种弊端。文章透露，近几年天台县各个乡镇征收社会抚养费时自由裁量权过大，标准不统一，“个别乡镇社会抚养费用于接待及工资福利达80%”。当地还有四个乡镇收取的社会抚养费滞留在计生专干手中，滞留金额最高达53万元，“个别还出借社会抚养费用于购房”。

　　但这也让王宇文产生了新的疑问：政府征收社会抚养费的理由原本是，“二孩”占据了社会的抚养资源，因此要让家长付出代价，可这些征收上来的社会抚养费果真用在了孩子身上吗？为何要让承担养育孩子重担的家庭再给政府掏钱？

　　据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估算，“一孩时代”社会抚养费的年规模约在200亿元到300亿元之间。而2013年7月，常年关注计生政策的浙江碧剑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吴有水曾致信31个省份，要求公开当地的社会抚养费数额和用途，结果仅有24省公布总数，且用途仍然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