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二孩”落地首年，新增出生人口131万，专家称低于预期；二孩成“奢侈品”，不少家庭称“养不起”，一些农村家庭的生育意愿也有所降低，这同时也反映了少子化带来的养育观念和养育模式的改变 近日，统计局数据披露，自2016年1月1日“全面二孩”政策落地以来全年出生人口1786万人，比2015年增加131万人。图自视觉中国

　　（记者盛梦露）国务院1月25日印发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称，中国水平及增长速度将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全面放开二胎生育的政策即有改变趋于老化的国民年龄结构之意，但中国的妈妈们却不愿意再多生了。

　　近日，统计局数据披露，自2016年1月1日“”政策落地以来全年出生人口1786万人，比2015年增加131万人。国家卫计委称，这是新千年来中国出生人口最多的年份。但一些专家认为，政策效应是低于预期的；目前生育意愿普遍较低，二孩成“奢侈品”，这反映的是少子化带来的养育观念和养育模式的改变。

　　卫生计生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表示，依据抽样调查的规律，2016年及2017年出生的总人口中两孩及以上比重为45%左右，即约803万人。

　　人口学专家、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统计学博士黄文政称，这个数字并不代表“全面二孩”政策带来的效果，其中包含政策实施前即有条件并计划生育的家庭。他估计，其中约三分之一，即约200万新生儿，是由于多年来堆积生育意愿的释放。

　　而这比黄文政一年前的预估低了近100万。一年前，“全面二孩”政策甫落地之际，包括黄文政在内的多位专家向财新表示，“全面二孩”新政能在近几年内带来每年新增300至500万的新生儿。

　　同样的高估也发生在“单独二孩”政策的预测上。2013年底，“单独二孩”放开前，官方和学者都曾担心会出现短时间人口剧增问题。但现实是，“单独二孩”政策放开，2014年出生人口仅比上一年增加了47万，远低于之前官方预测“每年将增加超过200万个新生儿”。

　　“无论结果如何，卫计委总说二孩政策效果‘符合预期’”，黄文政说。

　　宜昌警示：半数妇女不想要二孩

　　但在中国中部湖北省的一个较发达城市宜昌，极低的生育率已引起政府的担忧。

　　2016年9月，宜昌地区，一封鼓励党员干部带头生育二孩的公开信发布。中共宜昌市委市直机关工作委员会等一连串市政府机关赫然在列。但迫于舆论压力，仅过四天，该公开信便被撤下。

　　调研结果显示，目前宜昌市育龄妇女人均已有子女不足1人。消除了女性推迟生育年龄带来的误差后，2014年宜昌市总和生育率为0.9133。通俗地讲，总和生育率（totalfertilityrate）指该地区平均一个女性一辈子生育多少孩子。

　　2015年，宜昌市政府曾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合作调研，上述结果正出自该调研的调查报告。课题组从处于15-60岁年龄段的女性中随机筛选出40万个样本，约占当地该年龄女性总人口的30%。

　　上述调研还对1000个样本进行了深度访谈。结果显示，宜昌市明确表示不要二孩的妇女占50.16%。

　　养儿“贵”“烦”是首因

　　杨文庄介绍说，根据卫生计生委2015年生育意愿调查的结果，因为经济负担、太费精力和无人看护而不愿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分别占到74.5%、61.1%、60.5%。也有调查显示，育儿成本已经占到中国家庭平均收入接近50%，教育支出是最主要的一个负担。

　　而在上述宜昌地区的调研显示，家庭经济水平较高的育龄妇女要二孩概率较高——经济条件处于上等、中上等、中等、中下等、下等的家庭育龄妇女要二孩的比例依次约为41%、39%、34%、34%和17%。

　　有52.8%的育龄妇女表示不要二孩，是因为孩子的教育费用太高；有22.8%的育龄妇女是由于未来孩子的婚嫁成本太高，第三大原因是没有精力带孩子，占21.8%。

　　45岁的宜昌市公务员老周观察发现，养育孩子已不像以前那么粗放。现在孩子很稀有，养得精细，因而成本也很高。“基本上夫妻就是一个人上班了，以前产妇生产后两个月就回去上班，现在要把孩子养到两三岁。养孩子成为影响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老周说。

　　黄文政认为，“养不起”只是表面原因，深究起来，是由于中国长期的少子化带来养育观念和养育模式的改变。

　　“把生一个孩子当做是正常的，二孩是奢侈化，养育十分精细，家长把精力、希望都放在孩子身上”，黄文政说，“现在老人会劝犹豫的年轻人不要生二孩，这在以前是没有的”。

　　农村生育意愿走低

　　宜昌调研还揭示出一个转变——农村地区生育率走低，甚至低于城市地区。上述调研显示，2015年宜昌城市地区总和生育率为0.9213，高于农村地区的0.8834。

　　原因是什么？上述课题组主要成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城市经济管理系副教授石智雷表示，在宜昌，农村地区外出务工比重非常高。随着人口流动，农村的生育意愿已向城市看齐，而生育成本高是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城市人口的经济实力更强，因此，经济情况稍好的地区反而会生育率较高。

　　黄文政表示，过去农村较高的生育率尚可补偿城市的极低生育率，但城市化进程下，很多农村年轻人已在城市工作和生活，面临着更大的生活压力，且脱离了之前的亲友氛围，生育观念向城市靠拢。即便是在生育意愿较高的中国农村地区，生育意愿也不到1.9，“比日本、韩国还要低”。

　　其次，黄文政称，受城市化影响，过去十多年中国农村关闭了大量学校。儿童上学向乡镇甚至县城集中，大幅增加了上学成本。这反过来又进一步抑制农村家庭的生育意愿。

　　经过多年调研，石智雷认为，宜昌市可以作为中国低生育率地区的代表。他总结，低生育率地区有着共性的规律：越是开放和高流动性的地区，生育率越低。一个地区融入现代化的分工体系和市场体系中，是影响地区生育率的核心因素。从这个角度去推演，可以想像低生育率的蔓延趋势。

　　下一步，人口学者们建议尽快完全放开生育政策，并转为鼓励生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