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显示，2016年出生人口总数是2000年以来16年间最多的一年，扭转人口颓势却仍面临诸多障碍
（见习记者吴靖记者刘佳英）“2017-2019年三年间每年出生总人口预计保持在1700-2000万人范围内”，卫生计生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认为，“2017年的政策效应将逐步显现。”
1月22日，国家卫计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自2016年1月1日“”政策落地以来的进展和情况。
根据国家统计局1‰抽样调查数据，2016年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以及海外华侨人数)138271万人，全年出生人口1786万人，财新记者拿到的数据显示，2016年出生人口总数是2000年以来16年间最多的一年。
杨文庄表示，依据抽样调查的规律，2016年及2017年出生的总人口中两孩及以上比重为45%左右。也就是说，2016年出生的两孩及以上总数达到803万左右。
杨文庄介绍，2000年中国出生人口为1771万人，之后下降到2002年的1647万人。“2003年到2013年这十年间，出生人口始终在1600万上下波动。2014年以来，伴随着生育政策调整完善，出生人口有了明显增加，尤其是2016年，超过了1786万。”
同时，出生人口增加的数量有地域差异，显示了一定的地域特点。杨文庄表示，东北和华北的一些省区生育增加更为明显，“这反映了在北方确实有羊年效应的影响。”他也表示，大体上看，东部地区、城市地区政策效应要相对更明显一些。
政策效应释放了多少
数据显示，2015年出生总人口为1655万，2016年比2015年出生人口数多增131万人。
与政策的良好预期相比，很多家庭由于孩子的养育负担而不愿生育。
杨文庄介绍说，根据卫生计生委2015年生育意愿调查的结果，因为经济负担、太费精力和无人看护而不愿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分别占到74.5%、61.1%、60.5%。也有调查显示，育儿成本已经占到中国家庭平均收入接近50%，教育支出是最主要的一个负担。此外，托育服务短缺、大城市房价攀升等问题都成为了女性朋友生育的顾虑。
此前上海市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开展的上海市人口育龄家庭二孩生育意愿及育儿方式调查结果也从另一侧面显示了人们对于二胎生育的选择困境。
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上海育龄家庭中，已决定是否生育二胎的比例不到六成，有44.2%的家庭，处于尚未决定的纠结期。激发家庭生育的三大原因是不愿独生小孩孤独、希望儿女双全和独生孩子风险大。
而不在主要的范围之内的三大因素是达成老人的心愿、养儿防老、经济条件好有能力生育抚养、相应政策号召环节老龄化压力。
人口学专家、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统计学博士黄文政告诉财新记者，国家卫计委总说二孩政策效果“符合预期”，但必须看到2016年放开“全面二孩”后，全年新增人口仅比2015年新增人口多了“131万人”，还是说明现在人们的生育意愿已经降低，人口颓势难以避免。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则表示，2016年新增人口增幅中有多少受“全面二孩”政策影响还需要具体分析，如果其中很多是一胎、三胎、单独二孩，或者人口增幅与2015年或2014年的结婚高峰有关，就不能把2016年出生人口的增幅全归结于全面两孩政策的效果。
陆杰华还指出，不仅中国，还有韩国、日本等很多国家都面临生育成本太高，人们生育积极性不足的问题，因此政府应出台相应配套措施，让家长们不仅生得起，还要养得起，尤其很多已婚妇女担心生孩子影响就业或职业晋升，这些问题不解决，低生育肯定是常态。
2016年9月18日，中共宜昌市委市直机关工作委员会、宜昌市计划生育协会等八个部门曾联合发布公开信，呼吁宜昌“市直机关、事业单位的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特别是各级干部”，要用实际行动了解、宣传“全面二孩”政策的意义。但随即过了四天，该公开信便被撤下。
黄文政对财新记者表示，这一反复或体现了政府系统内部对人口形势的看法存在分歧，但世界上很多国家经验已经表明，一旦生育水平持续低迷，便很难挽回，目前政府应考虑进一步放开生育，在教育、医疗等资源配置方面予以倾斜。
高龄高危产妇比例大幅增加
2016年，二孩比例和高龄高危孕产妇比例明显增高。
卫计委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住院分娩活产数达到1846万，较2015年增长了11.5%。与此相对应的是，“十二五”期间育龄妇女总量每年减少350万左右，到“十三五”期间，育龄妇女总量每年减少500万人左右。
“在育龄妇女减少的情况下，由于生育政策调整完善，整个出生还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说明政策效果还是得到显现的。”杨文庄表示。
2016年，全国孕产妇死亡率下降到19.9/10万，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别下降到7.5‰和10.2‰。
目前，中国存在妇幼健康服务资源总体不足和结构性短缺等问题，卫计委妇妇幼健康服务司司长秦耕表示，2017年满足新增生育服务需求、保障母婴安全的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仍然繁重。
针对北京、上海等地“一床难求”的情况，秦耕表示，一要调整扩增，通过助产机构的科室间、科室内床位的调整，尽可能的、尽最大能力扩增产科床位。二是采取分级建档的制度，对孕妇进行风险评估，根据风险评估的结果来引导合理分级建档，假如说在孕产期保健过程中发现一些高危因素或高危风险，助产机构可以给予干预和治疗，转运到相应的三级医疗机构。三是联合互动，通过建立妇幼健康的联合体，通过远程会诊、对口支援等等，来带动基层的服务能力。
据了解，卫计委明确要求，加强省、地市、县三级妇幼保健机构建设，新增产科床位8.9万张。
与此同时，2017年年底前省级要建立若干个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中心，市、县两级均要建立至少1个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和1个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
此外，卫计委将依托产科儿科实力强和综合救治能力较强的医疗机构，加快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中心建设，健全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转诊、会诊网络，提升救治能力和水平，确保急救“生命通道”畅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