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原书记刘川生在卸任书记一职近五年后主动投案，引发强烈关注。据中国纪检监察报调查通报，今年已有40余名省管及以上干部投案自首，接受审查调查。 ? 上述主动投案人员中，既有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也有国企等单位管理人员；从年龄来看，既有在职干部，也有已经离岗、退休人员。

通报称，数据显示，中共十九大以来，主动找党组织找纪检监察机关投案的有4.2万人。违纪违法干部选择主动投案，彰显着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形成叠加效应，反腐败治理效能不断提升。 ? “我担心问题暴露，经常夜不能寐，寝食难安，常常在半夜梦见自己被纪检监察机关带走而吓出一身虚汗。”在近日播出的警示教育专题片《迷途抉择》中，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黎家松面对镜头，坦陈自己主动投案的主要理由：害怕。

从2001年12月到2020年5月，黎家松利用职务便利和影响力，先后收受下属60多名部门领导和乡镇、党政领导送的钱物，涉及文山州马关县、文山市的重要部门和乡镇，累计达300多万元（人民币，下同，约62万新元）。

同时，黎家松还插手矿产资源开发、市政建设和房地产开发，利用职务便利为企业改制“开绿灯”，在市政工程建设中说情、打招呼，在房地产开发中为企业老板谋取不当利益。

2020年5月，在高压震慑之下的黎家松，最终选择主动投案，并交代了组织未掌握的违纪违法问题。经查，黎家松收受贿赂1228.5万元人民币、100万元港币、6万美元、1500克黄金，涉嫌受贿犯罪。2020年10月，黎家松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随案移送。 ? 值得关注的是，在今年以来主动投案的问题干部中，政法系统干部多次出现。比如，蒙永山主动投案的同一天，黑龙江省纪委监委发布通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高伟利，主动投案，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报道指，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在部署今年主要工作时，强调加大对政法系统腐败惩治力度，严惩滥用职权、徇私枉法行为。各地纪检监察机关结合正在开展的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精准有力监督执纪执法，查处了河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甘荣坤，山西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刘新云等中管干部及一批基层政法“蛀虫”，持续形成了高压震慑。

在高压震慑下，政法系统问题干部投案时间呈现一定集中性。如今年5月，就有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党组书记杨玉俊，广东省云浮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黄天生，山东省委政法委副书记惠从冰等人主动投案，他们均在政法系统工作多年。此外，由于“违规干预具体案件，为案件当事人请托说情”等违纪违法问题，主动投案的重庆市委政法委原副书记谭晓荣也于当月被通报开除党籍和公职。

“主动投案这种现象是反腐败高压态势下的必然结果，反映出党中央坚决惩腐肃贪形成的高压震慑，同时也体现出纪检监察机关精准监督执纪执法，推动治理腐败效能不断提高。”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刘毅强表示。 ? “问题干部主动投案不仅是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的力证，也是政治生态持续好转的重要体现。”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李辉看来，当越来越多的问题干部选择主动投案，就会形成一种示范效应。一个潜藏的腐败分子，其周围发生主动投案的情形越多时，其选择主动投案的概率也会越高。

“主动投案反映了中国反腐败制度发展取得了切实的新成效，不仅是对腐败分子形成了全方位的震慑效应，更重要的是逐渐起到观念塑造的作用。”李辉认为。

值得注意的是，在主动投案的问题干部中，有极少数人妄图借主动投案、认罪悔过之名，行对抗调查之实，如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林草局原副局长李炳辉搞“假投案”“说小不说大”，不如实向组织说清问题，江西省抚州市生态环境局原党委书记、局长邓长明在主动投案后，避重就轻，仅供述部分违纪违法事实，对其他问题只字不提等。无一例外，这些“假投案”都受到了更为严厉的惩处。

主动投案案件社会关注度高，纪法衔接要求高，为防范假投案、假认罪、假悔过者，2019年7月，中央纪委办公厅印发《纪检监察机关处理主动投案问题的规定（试行）》，进一步规范了纪检监察机关在监督检查、审查调查中对主动投案的认定和处理。从实践来看，各地纪检监察机关结合实际出台相关制度，规范处理主动投案工作，严把程序关、事实关、政策关，避免投案变投机。各地纪委监委也结合实际出台相关制度，规范处理主动投案工作，如河南、西藏、新疆等地都结合实际出台了相关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