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空间

震惊世界的美国2021年1月6日国会大厦事件，在美国高等教育界引起了一系列的反思。这些多角度和多面向的反思及其意义，值得社会的更多重视。

据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报道，事件发生后，部分美国大学校长迅速发表联合声明，主动反省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并认为一些大学毕业生参与攻击代议制圣殿的骚乱，象征着“道德的失败”，而高等教育的蜕变应该对这一失败负责。

校长认为，高等教育界本应成为政府的一大制衡力量，以一个真理和知识的可靠捍卫者的形象，反对政治的腐败及操纵真相的行为；但在近几年内，极少有大学校长敢于站出来挑战铺天盖地的官方谎言。他们的沉默纵容了一个最大谎言的传播：随着非裔和西裔人口的增长，白人的人口优势正在迅速消失。

校长指出，这个谎言在部分美国民众中造成的大面积恐惧，是1月6日骚乱的根源；而种族仇恨和白人至上思想给暴民带来了极大的动力。校长自问，如果大学校长由于必须讨好某些社会势力而不敢说真话，那他们将如何教育自己的学生？

由此，反思进入了另一层面，即当下的高等教育由于被更多的功利，更少的超越性价值引导，其“真正目的”（true purpose）处于真空状态。美国社会不断引导学生关注以毕业后的收入为核心的排行，鼓励学生选择那些回报丰厚的专业，使得大学逐渐被金钱左右，失去目标和公共责任，不再大力倡导一些原则，也不再真正为公众的共同利益服务。校长特别指出他们须更执着地呼吁“种族正义”（racial justice），因大学的目的是培养出引导大众向善的领导者。

卫斯理安（Wesleyan）大学校长迈克罗斯（Michael S. Roth）在接受采访时说，大学代表着对知识的探寻，而这种探寻的前提是对事实的共同认定。他在一则单独发表的声明中说，在恢复秩序的过程中，必须依赖教育来完成美国所迫切需要的，成为公民的准备工作（civic preparedness）。

笔者所在大学的校长在致全体师生员工的邮件中指出，学校谴责暴力，并和那些忠诚地服务国家的议员站在一起，重申学校对坚持社会正义理想及其实现的承诺。这位校长宣布：高等教育是美国民主的基本组成部分，持续地培养有公民意识的公民群体（civically-minded citizenry）。

在笔者看来，部分美国大学校长在2021年1月的一系列表态，标志着大学对自身性质和角色的一次重要的重新思考和定位。如果以政治理论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发表于2020年10月的一篇文章来看，美国高等教育界领导者的政治倾向，大致符合其对自由主义的基本定义。

在福山笔下，属于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包括包容（tolerance），因为古典自由主义最初是作为统治多元化社会而提出的一种解决方案。由此，自由主义必须保护多样化（diversity），支持赋予任何人以平等权利，并和财产权、经济增长与现代化紧密相连；而一个自由主义的国家，通常不会告诉自己的公民该如何生活，良好的生活该是什么样的，以及一个个体该如何追求幸福。

然而，在自由主义的大系谱下，美国大学校长的反思言辞，更符合福山所描述的反思型“左翼进步主义者”（progressives on the left）的诸多特征。相对于绝对的个体自由，左翼进步派更注重平等，反对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以及对同性恋的偏见；而这些不公正态度，始终存在于一个奉行传统自由主义原则的社会中。

也就是说，古典的、以宗教自由为初始诉求的自由原则，并未能精准和深入回答当下社会的性别、种族和性取向等现实问题。因此，大学必须致力于消除这一意义上的社会不公。

事实上，上述大学校长的话语逻辑几乎不约而同指向“不公正”，并把基于扭曲事实的恐惧感驱动下的白人至上诉求，看成对种族正义原则的违反和对美国民主的最大威胁。这也是他们对1月6日事件的定性。

当美国很多私立大学对多元性取向的宽容成为主流，而这一思潮和学校历史上的教会背景及其保守原则发生冲突的时候，当下的教授群体倾向于和共存多年的教会脱钩，以维护新兴的宽容原则。

校长对大学功能的反思表明，他们所理解的民主自由，并不是对个体优先这一原则的无限扩展和滥用，更不接受具有狭隘族群意识和攻击性的民粹主义，而是希望把自由建立在经过高等教育培养之后的公民群体之上。这一群体具有整全的公民意识，并尊重程序，注重权利和义务的结合，同时尊重多元和少数群体权利。

由于这种理想带有强烈的平等色彩，美国高校一直反复对教职员工和学生进行关于平等、反歧视和包容的培训，在课程设置和选修方面也开始把“权力、特权、区别”（Power, Privilege, and Difference）作为相关课程的类别和统一标签，希望学生在把读大学当成投资与回报的过程之外，还通过一些具有批判思维的社科课程，保持多元世界观、宏观格局，以及某种道德情怀。

笔者认为，美国高教界仍以“自由主义”为底色，且从未放弃对学术自由的捍卫，但其社会理想是在追求一种经过当代精英教育之后的“高质量”自由。

作者是美国宾州阿勒格尼学院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