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是任期最久的中国央行行长，长达16年，历经了三位国务院总理。图为周小川于2019年9月来新参加新加坡峰会。（档案照片）

细看大师

胡渊文

货币政策和音乐剧，有何共通之处？两者都须精心调制，货币政策过度或不到位，会与经济发展出现不合拍，甚至带来噪音。中国人民银行前任行长周小川博士，便是指挥调控货币政策和金融体系改革的“艺术家”。他本身对音乐剧深感兴趣，撰写过一本普及音乐剧的作品。受2019冠病疫情重挫，中国经济今年第一季下跌6.8％，是28年来首次萎缩。目前中国经济重启，预计将带领全球经济复苏，但中美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美国总统选举以批评中国为主轴之一，由“人民币先生”周小川奠定基础的中国的货币政策能如何协助财政政策，助中国经济渡过难关？《细看大师》专题系列探对世界经贸有影响力的殿堂人物及学术泰斗，从他们的人生经历，分析牵动众生的财经大势。

今年72岁的周小川，是任期最久的中国央行行长，长达16年，历经三位国务院总理。

16年时间，他从黑发到白发，中国经济也已面目全新。2002年他上任行长时，中国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经济规模比英国小；2018年卸任时，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周小川对中国金融体系及人民币的影响，可追溯到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投机资金大量从亚洲外流，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韩国的货币大幅贬值。

他和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提出，人民币应保持与美元挂钩以增强信心。

新加坡国大东亚研究所所长郝福满（Bert Hofman）接受《联合早报》访问，谈到周小川对中国金融系统作出的贡献时指出，当时周小川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中国做出不让人民币贬值的决定，他起到关键作用，此举对于平息金融市场至关重要。

华侨银行大中华区研究主管谢栋铭告诉《联合早报》：“能顶住人民币不贬值的压力，提高了中国的声誉，助力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是非常果断的决策力。”

人民币汇率改革

正如“人民币先生”一称，周小川最显著的贡献之一，便是人民币汇率改革。

亚洲金融危机后，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固定在8.2。中国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汇率政策饱受批评，被指人民币被低估。对中国而言，货币升值可能导致进口价格下滑，实际利率上升，同时关键的农产业可能会受便宜进口农产品的冲击。中国财政部也担心，人民币升值会冲击区域政府偿还贷款的能力。

2002年周小川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时，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是第一道难题。

央行经过大量商讨和派人到新加坡学习浮动汇率管理制度，汇改蓝图和金融改革获批，2005年人民币汇率制度进行改革。

对于“人民币先生”这个称号，周小川接受中央电视台访问时说过：“如果因为我说话对人民币有影响，才叫我‘人民币先生’，我觉得这个称呼不合适。但如果是因为人民币汇率改革，那倒是未尝不可。”

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叶秀亮分析道，人民银行在维持当时资本管制的前提下，以缓慢升值脱离固定汇制，并非如美国所要求的采用“震荡式治疗”让人民币一次过升值，后者将会使出口企业因人民币大幅升值而接不到订单，继而倒闭裁员，并造成经济严重衰退和大规模裁员。

除汇率改制，郝福满指出，周小川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时起到关键作用，并推动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特别提款权篮子，让该行拥有应对危机的更强大火力。

周小川主导推动的其他金融体制改革包括国有银行股改上市、利率汇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开放等。

2019年《中央银行》给予周小川“终身成就奖”。

《经济学人》杂志2018年发表的文章以这句话来概括：“如果要评价他的功绩，看看中国的经济发展可知悉。”

不过，周小川任期间也不乏批评声，如国有银行股改上市，被批国有银行的股份被“贱卖”给了外国投资者。据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Henry Paulson）回忆，尽管中国当局已通过外储注资并剥离不良资产，但外国投资者仍抱有顾虑。

此外，在周小川任职期间，货币供应量（M2）大增，M2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超过2，是美国的两倍多，不少官员都认为M2升得太快。这让周小川获得了“M2先生”的称号。

他曾回应说，通常储蓄率高、间接融资比重比较大的国家M2较高。

正如周小川所言，金融政策往往争议很大，但决策的核心是做出明智的取舍，“不能既要好效果，又要零代价；也不能这山望着那山高”。

周小川两年前卸任行长之际，正逢美国发起贸易战，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从6.2以上水平一路攀升至接近7的水平，目前在高于7的水平。

中国自上而下比较谨慎

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情暴发，更是为中国经济蒙上阴影。媒体评论说，中国人民银行的反应似乎不及其他央行强烈。

中国公布第一季经济萎缩6.8％后，该行只是温和调低利率，4月20日下调20个基点至3.85％。美国联邦储备局和其他亚洲央行纷纷大幅降息之际，中国则主要采取降低准备金要求和有针对性地为疲弱的公司提供借贷。

谢栋铭认为，中国自上而下还是比较谨慎的，不是采取西方“竭尽所能”式的刺激模式，更加是稳步针对性的措施。此外，央行采取了创新措施，譬如近期宣布的购买小微企业贷款，目的就是为了将钱直接送到企业手上。

针对中国体制改革的展望，叶秀亮指出，之前10年的许多改革无意间削弱了中国的资本管制，出现许多新的资本外逃漏洞，从而容许大量资本透过非法渠道或滥用合法渠道逃出中国。“在中美贸易战以及台湾问题不稳定之际，中国在未来10年实不适宜走向资本自由流动，否则可能造成巨大经济灾难。”

促进新中金融联系

周小川任期内推动了新中双边的金融关系。

2019年9月，周小川受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的邀请前来演讲。金管局局长孟文能（Ravi Menon）向观众介绍周小川时指出，在他任职期间，中国人民银行和金管局建立了深厚的关系，加深了金融和监管合作。

2013年中国人民银行委任工商银行为新加坡的人民币清算银行，推动了我国作为主要人民币岸外中心的发展。2016年金管局宣布把人民币包括在官方外汇储备中，这比中国债券被纳入主要全球债券指数早了三年。

孟文能和周小川在许多国际和双边会议上交流。“他的见解非常具洞察力。在每两个月于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举行的央行行长会议，我时常会问他一些并不方便回答的问题，例如关于中国影子银行或工业产能过剩的风险。”

“小川总是会坦率并清楚地回答我的问题，也会回答其他行长的问题，从不回避那些困难的问题。”

叶秀亮指出，2005年至2006年中国银行改革，邀请外国策略性投资者如淡马锡控股、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和星展银行等入股，参与改革当时的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继而将此三大国企银行上市。

他说，上述机构除了在其入股的银行中获取丰厚利润和继续持有部分股权，亦协助中国成功将原本毫无效率、隐藏着庞大坏账和容易出事的大型国企银行，蜕变成现今实力庞大的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