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记者：听说你利用政协委员的身份写了很多提案。

叶青：前期很多事情忙乱无序，我看着着急呀，不停写提案：看到医务人员躺在医院地板上休息，我就提《在捐赠物品中增加折叠床的建议》；看到疑似感染的人和感染者没有隔离，我就提《建议征用学校宾馆作为新型肺炎治疗中心》；看到红十字会工作效率低、仓库积压大量救援物资，我就提《建议招聘志愿者充实红十字会、慈善总会》；看到一些在外地的武汉人遭受排挤，我就提《把在外的武汉人照顾好也是帮助武汉》；看到一线医务人员N95口罩紧缺，我就提《关于公务员不戴N95口罩的建议》。截止到3月19日，我一共提交了25份提案。有的是特别紧迫，我看到问题就立即写提案交到政协平台上，都是救命的事，不能过夜。有的是宏观层面的，比如《要在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健康保障三方面下大力气》、《卫健委主任要进行半年以上的培训》等，这是这次疫情我们要吸收的经验教训。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民进中央的同志发来短信，告诉我部分建议被采纳。

财新记者：在你看来，什么时候是抗击新冠疫情转折点？

叶青：我认为武汉从封城开始，抗疫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月8日之前是害怕，2月8日之后是希望。这个节点是2月8日曾经担任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的陈一新到武汉督战，担任中央指导组副组长。陈一新对武汉的情况非常了解，他是一个有想法的实干派，他到武汉后总体布局，抗疫“打法”系统而清晰，发出“应收尽收”的总攻口号，整个抗疫的形势大为改观，稳住人心了。2月13日，新的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到位，执行力大为加强，封控社区，拉网式排查，做到四类人排查清零，到2月20日，终于实现了“四类人”排查清零、“应收尽收”“床等人”的局面，武汉抗疫局势就基本上稳住了。

武汉抗疫离不开全国人民的支援。国家调集了4万多名医护人员支援，全国人民把医疗防护物资、蔬菜等生活物资捐给武汉，应该说武汉后半场的抗疫体现了国家强大的动员能力，体现了全国人民一条心的团结精神，支撑武汉尽早从疫情中走出来。对比国外抗疫，就能深刻体会到我们国家强大动员能力的优势。武汉保卫战注定会载入中国的历史与武汉的历史。

官僚主义和新冠病毒一样能杀人

财新记者：经过这次新冠抗疫，你认为政府在哪些方面有了改进？

叶青：在第五十天的武汉日记里，我写了：新冠肺炎与官僚主义一起反，才是正确选择。官僚主义在平时或许可以忍一忍，但是在疫情面前，官僚主义就是害人性命，忍无可忍。官僚主义非常顽固，但在武汉被撕开了一条口子，人民充分看清了官僚主义也是病毒，官僚主义和新冠病毒一样会杀死人。这次抗疫，老百姓把官僚主义一步步逼到死角，对党政干部也是一个很大的教训，再也没有人敢为官僚主义辩护。

在早期，出现问题，各个部门还会振振有词辩解。训诫“八人”，公安部门有解释；监狱走人事件，监狱管理部门辩解“刑满释放，依法送走”。但是老百姓不满意，激起舆情。新的领导上台后，出了问题就查，立即道歉，立即更正，绝不手软。比如青山区垃圾车运肉事件，下午五点群众举报，晚上处理干部，半夜宣布查处分管副区长，处理迅速，对官僚主义绝不姑息，这给党政干部上了生动的一课，比上党校更有效。

经过两个月抗疫，武汉人民认清病毒的真面目，也认清了官僚主义的真面目，市民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恨之入骨，用“假的，都是假的”怒吼声反击官僚主义，再也没有人敢为官僚主义开脱，这对全国的党政干部都是一个警醒。我相信这场战役，改变的不仅仅是武汉市民，还有党政干部。如果从2019年12月底，一开始就有这种“以民为本”的理念和行动，就不应该查了不该查的人，该查的人又没有查。

这一次抗击新冠疫情，80后、90后的孩子充当了主力军，这些年轻人冲在第一线，他们的表现非常了不起。以前有人说他们是垮掉的一代，他们用行动证明他们堪当重任，这是值得欣慰的。

我和一些政协委员呼吁应该建一座2020武汉抗疫主题纪念公园，世世代代记住新冠疫情的教训，记住千千万万为抗击疫情做出贡献的人，这是我们民族共同的记忆，是教训也是财富。我建议纪念公园的第一座塑像应当是李文亮医生，他是一个普通的医生，但又非常伟大，敢于讲真话，我们应该世代记住李文亮医生“敢于直言”的精神。

财新记者：你认为还有哪些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吸取？

叶青：从宏观层面来看，我认为要在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健康保障三方面下大力气。最近20年，几乎每遇到一次大灾难，我们才会有新的认识。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健康保障，成为最近20年治国理政的主要脉络。2003年“非典”爆发以前，我们强调经济增长，导致“GDP至上”，破坏了生态，以及“非典”公共卫生事件等一系列问题。从此我们开始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后来又把生态保护列入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武汉，这场大疫体现了武汉乃至于全国对健康保障能力的不足。因此中国的下一步发展，应该有三大重点：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健康保障，千万不能再发生17年前“非典”一过就好了伤疤忘了疼。

具体操作层面，在省市级要专门安排一个副省长或副市长管卫生健康。我们有专门管金融的副省（市）长，但没有专门管公共卫生的副省（市）长，现在管科教文卫的副省（市）长，卫生只占其中的一小部分。卫生健康一定要专门安排一个懂专业的行政副职来管，这个健康副省（市）长应当第一学历是正规医学院本科毕业，有在医疗机构工作过的经历，在医疗健康领域有“一票否决权”，直接听令于中央最高医疗机构。各级卫健委主任也必须由专业人士担任，让懂卫生健康的人管卫生健康。正如任正非说的，“让听到炮声的人呼唤炮火”“让听得见炮声的人来指挥战斗”。否则还会重演卫健委主任“一问三不知”的悲剧。

财新记者：作为一名现职官员，你的武汉日记写得很犀利，有受到压力吗？

叶青：我在湖北官场的名声就是“爱挑刺”的党外人士，我是民主促进会成员，2003年5月，以民主党派身份进入政府，任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这个官职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既然有这个机会，我就要提建议。上任伊始，我就提出“公车改革”，作为副厅级干部，带头革了自己的命，解雇了我的司机，出了公车改革的书，补贴取消了，知识分子的骨气比补贴更重要。从此，省领导就知道我是个“爱挑刺”的党外人士。有人说，你的仕途基本就冷冻了，我说这样正好，我可以“一心一意提建议，专心致志谋发展”。17年，我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的位置上没挪窝，但我可以说是提建议最多的副厅级官员。

我一直有写日记的习惯，正好遇到武汉封城我被“关”在家里，我就写武汉抗疫日记，与疫情相关的好的消息，坏的消息，我都记录下来，有意见就直接提。早期我在日记里写如果武汉早封城五天，会少死很多人。我们单位一个负责人看到了不高兴，就打电话跟我说：你不要写这个，很多情况我们不知道，你写了影响不好。我没有理他。然后我们局长又给我打电话，说按照省里统一口径要求，不要随便写东西。我就直接回他，这个时候我不仅是省统计局副局长，还是党外人士。我百分之八十和你们一样是政府官员，但我要保留百分之二十的个人自由，你们不愿意说的话，由我这个民主党派来说。我当官的目的就是为民说话，如果你觉得我丢了单位脸，那我宁愿不当官，也要把这个日记继续写下去，这是一份历史的记录，是给历史的交代。

人的一生中能遇到这么重大的事，对人的思考很有帮助，想到每一个死去的人，我就决定将来要胆子更大一些，讲更多真话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