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因为贸易问题持续紧张，原来预期乐观的谈判，却因为某些因素突然掉转直下；在中国国内则相伴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信号。（彭博社）

中美关系因为贸易问题持续紧张，原来预期乐观的谈判，却因为某些因素突然掉转直下；在中国国内则相伴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信号。比如中国大陆的中央电视台突然播放了抗美援朝的电影《英雄儿女》与《上甘岭》等电影作品。在中国社交媒体，民族主义的声音伴随着每次两国加剧对抗的事件，从回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加税，到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等，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

中美关系固然回不到过去那种相对友好、合作的状态，但是否必然升级到敌对的状态呢？

理解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发展，以及中国开放的政治思想形态、经济形态，与国际开放的秩序之间的关系，是处理当前中美关系，处理中国与全球秩序关系的基础。

如果认为过去中国取得的成就，仅仅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特殊的政治结构、特殊的领导方式，即使并非全然错误，也在很大程度上错失了另外关键环节，即全球经济形态与外部压力对中国发展的推动作用。

今天的中国虽然已经取得巨大的成就，但是否因此就可以说，即使与美国相敌对，中国也能保持相当好的发展，或者说基于自身庞大的消费市场与人口，就足以形成自主的经济体系；不需要外部的市场与技术创新，就能够继续保持中国良好的发展势头呢？

答案恐怕并非如此。全球生产、产业网络化所带来的作用之一，在于促进全球技术、人才与创新的全球化流动。任何独立于该网络的国家或经济体，必然导致其相关要素的逐渐萎缩，优势的丧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诺顿（Barry Naughton）就强调不要迷信所谓的“自主创新”。当前全球科技的发展与创新，深度嵌入全球的产业链与网络之中，“自主创新”并不现实。

同时，缺乏与外部足够的交流，则必然导致对外部世界变化缺乏敏感的神经，而产生盲目的决策与判断。

中国虽然是人口大国、市场大国，但回顾中国自明清两朝以来的历史就可以知道，即使坐拥全球最大的人口与市场，在统一单调的体制下，中国中央政府的权力，自中国秦朝以来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非常之大，在这种单一的权力影响下，再发达的经济都可能逐步凋谢，逐步萎缩。耗费数十年建立的市场经济可能在一朝一夕之间便消失。

更何况，随着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的到来，传统的产业规律也将面临被颠覆，使全球的产业分布与链条产生变化。

以制造业为例，一般的产业布局规律是，靠近原始生产资料或接近消费市场，这样可以充分利用当地的生产资料、人力，同时便于投入市场，节约运输等其他方面的成本。因此，中国过去30几年凭借人口红利、矿产资源等，能够迅速发展成为制造业大国。

但现在这种局势将面临变化。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建立在大数据的基础之上。如果一国或一经济体要保障其具体产业智能化的能力，就必须要保证相关产业在其区域内生产，否则失去的将不仅仅是产业本身，同时还有相应的知识能力以及未来的增长空间。

如此，即使不发生中美贸易战，导致部分企业的生产转移出中国，随着未来人工智能等相关技术的应用，全球范围内产业的重新布局与调整也将发生，进而可能导致中国相关产业优势和地位的丧失。如果考虑到中国的政治因素，可能导致其边境线突然的关闭，这种离心作用将更为强大。

要避免加速这种变化，或转变外界对中国未来“闭关”的预期，中国只有继续保持开放这一条路。这种开放，不仅仅是经济形态上的开放，同时也需要在思想上保持开放，避免以阶级斗争或敌我关系的思维，作为衡量外部力量的唯一标准。

事实上，台湾自实现政党轮替以后，不同政党之间的政治攻伐，僵化的政党思维导致其在经济上发展不尽人意。

台湾原本为亚洲四小龙之首，如今却落后于新加坡、韩国及香港等其他三个经济体。封闭的政治思维，导致精英的力量都花费在如何消灭对手的狭隘思想中，未能将精力用之于发展经济，提升实力。发展、关注庶民经济只不过是选举时的口号而已。

台湾这十几年的经历，当为大陆所警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后的前几十年历史同样已经告诉我们，以阶级、敌我关系处理不同群体、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只会陷入无穷尽的自我消耗、自我摧毁，于国家、社会、经济、人民的生活均无所贡献。这样的历史阶段，不应该重现。

回到中美关系的议题上，尽管今日的中国非昨日的中国，今日的中美关系亦非过去的中美关系，今日的世界亦非昨天的世界，我们需要以发展的眼光审视这变化中的国际秩序，但这绝非意味着国家之间的竞争关系，就一定需要进入到敌我关系的意识形态之中。这无论是在国内或是国外，均是不可取的。

只要继续保持开放，避免经济上的倒退、思想上的僵化，不同体制的国家，即使是竞争关系，同样也能找到恰当的处理方式。

（作者是北京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