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0日，庆祝西安解放70周年座谈会在西安召开。陕西省委书记胡和平，革命先辈先烈亲属代表习远平、贺晓明讲话。正省级老同志张勃兴出席。西安市市长李明远主持。

1949年5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六军强渡渭河，解放西安。

胡和平说，西安的解放是西北解放战争的一个重要转折，使千年古都完整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开辟了西安历史的新纪元。
　 
习远平在讲话中回顾了习仲勋与彭德怀、贺龙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并肩作战，解放、保护和建设西安的生动场景，代表齐心同志向陕西的父老乡亲致以亲切问候。

以下为习远平在西安解放七十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全文。

铭记历史  不忘初心——在西安解放七十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日）

习远平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朋友：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70年前的今天，西安这座美丽的古城，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向西北广大地区进攻的隆隆炮声，回到了人民手中。这一天来之不易，这座历经十三朝的古都能完好回到人民手中，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西北人民长期斗争的结果，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和西北军区将士浴血奋战取得的胜利。我们今天纪念这个伟大的日子，缅怀革命先辈的光辉业绩，就是为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让往昔的光荣与梦想照亮我们在新时代继续奋勇前进的方向。
　 

1947年2月，当蒋介石指挥国民党军向山东解放区和陕甘宁边区发动重点进攻的时候，敌我力量对比极其悬殊。为了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基础上，组成了西北野战军，其人数仅有2.5万人，而向陕甘宁边区进攻的国民党军队多达25万人。为了取得最后的胜利，毛主席党中央主动撤离了延安。在撤离延安前，毛泽东发布的最后一道命令，就是“从即日起陕甘宁边区各部队统归彭德怀、习仲勋指挥”，当时我父亲还在甘泉前线，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张宗逊伯伯一起指挥部队与进攻延安的国民党军作战。当他接到命令，从甘泉前线赶回延安时，毛主席党中央还没有离开延安。在大家劝说下，毛泽东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延安，当时国民党军队离延安已经很近了，在王家坪就能听见战场上的枪炮声。

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基础上新成立的西北野战军由彭德怀担任司令员兼政委、张宗逊任副司令员，我父亲以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兼任副政委。毛主席党中央当时的考虑是……彭德怀是八路军副总司令员，他主动请缨指挥西北野战军迎击国民党军向陕甘宁边区的进攻，并向党中央表示，如果贺龙同志从晋绥根据地返回陕北，他愿意将指挥权交给贺龙。

从1947年3月到1947年5月，在短短三个月时间里，我父亲协同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先后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同时又西出陇东、北上榆林，在黄土高原与塞外大地与国民党军进行了一场又一场恶战，不到半年，就扭转了陕北战局。

青化砭大捷后，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贺龙、习仲勋：中央决定率数百人在陕北不走，这里人民地势均好……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抉择，也显示了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的毛泽东过人的胆识与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王世泰伯伯几十年后曾回忆说，毛主席和党中央留在陕北不走，这是一着险棋，西北战场敌我力量极其悬殊，从政治上讲，毛主席党中央留在陕北不走，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解放区军民的斗志；从军事上讲，陕北战场仅以两万多人的兵力，拖住了国民党蒋介石30多万精锐兵力，对我军华北战场和华东战场形成了有力的战略支援。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转战陕北期间多次遇险，最危急的时候离国民党军仅数里之遥。由于惦念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安危，彭德怀伯伯和我父亲两天两夜没有合眼，直到他们全部脱离险境这才松了一口气。

父亲曾经回忆说，第一次攻打榆林时，正值盛夏，部队连日在烈日酷暑中的沙漠戈壁行军，许多战士因中暑和缺水不幸牺牲。彭总和我父亲常常将最后一点水留给伤员。机关管后勤的同志悄悄给首长们买了几根黄瓜，却遭到彭德怀极其严厉的批评，由于首长们以身作则，司、政、后一些干部宁愿自己喝马尿也要将水留给战士们。打了胜仗部队有时会给野司机关送点战利品，彭总和我父亲总是严辞拒绝。几名被俘的国民党将领，看见西北野战军这种上下同心，官兵绝对平等的优良作风，感慨地说，我们终于知道为什么会败在“共军”手下了。

西北野战军在西北战场上不仅取得了军事上的辉煌胜利，也创造了许多政治工作的好经验。以“三忆三查”为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迅速提高了“解放战士”的觉悟，许多被俘的国民党军士兵加入解放军，甚至成为一些部队作战的主力。

父亲逝世后，中央为他撰写的生平中称之为“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当时担任西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的徐立清、担任第一军副政委的余秋里，中央也对他们在政治工作方面的建树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也都与他们在西北战场这段政治工作经历有关。

小河会议后，我父亲又被任命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配合贺龙全面统筹后方工作。彭德怀伯伯与贺龙伯伯，一位比我父亲大15岁，一位比我父亲大17岁，都是久经革命战火考验的著名军事统帅，都很有个性，而我父亲却与他们相处十分融洽，结下了深厚战斗友情。父亲生前常常对我们讲起他们并肩战斗的感人故事。不幸的是，这两位我父亲的领导、战友和兄长般的元帅，都在“文革”劫难中被迫害致死。我父亲重新出来工作后，难以抑制心中的悲愤，分别为他们写下了感人至深的怀念文章。父亲在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期间，一直对彭德怀伯伯和贺龙伯伯的亲属十分关心。1987年去湖南考察工作时，还专程前往贺龙伯伯的家乡桑植，参观贺龙纪念馆并题词留念。2009年8月，贺龙伯伯的骨灰从北京返回故乡安放，我特意代表全家到湘西的张家界天子山贺龙公园，参加了贺龙伯伯的骨灰安放仪式。
　 

西北解放的历程艰难曲折。1948年4月16日，彭德怀报请中央军委，发动西府战役。由于在战术上对敌情重视不够，这次战役未达到预期目的，部队伤亡较大。但战略上取得了成功，打乱了胡宗南的部署，我军收复延安。4月24日，中共中央给彭德怀、贺龙、林伯渠、习仲勋以及西北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发来贺电：“庆祝你们收复延安的伟大胜利……尚望继续努力为消灭全部匪军，解放整个西北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