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北京青年报21日报道，2018年11月，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双胞胎女孩，在中国健康诞生。报道称，这对双胞胎的一个基因经过修改，使她们出生后能天然抵抗艾滋病，并且这是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这对基因编辑婴儿幕后的“操刀手”，是来自深圳南方科技大学的副教授贺建奎。

消息一经公布引起巨大震动，贺建奎的行为被科学家们强烈谴责。“基因编辑”也引发了“人造人”是否允许、未来是否将沦为“超人”统治一般人的社会等等对人类伦理以及生命安全问题的探讨和争议。

然而事件过去近两个月，除了此前媒体报道的“卫生部门已介入调查”之外，没有任何进展的披露。日前，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生命科学研究领域的业内人士、中科院院士邵峰，试图对该事件及背后要素进行科普意义的探究。

此前，邵峰曾就“基因编辑”事件发声，认为该技术“没有什么科学创新，只有对伦理和道德无底线的突破，亟待需要在法律、伦理上有一个清晰的界线”，并希望相关部门应对此立法。

“基因编辑事件背后调查因素复杂”

北青报：基因编辑事件，目前后续进展如何？为何公众感觉不了了之了？

邵峰：据我了解，目前仍处在调查处理中。最终处理结果，卫生行政部门一定会按程序发布。

北青报：这件事为什么这么难处理？

邵峰：因为这个过程调查起来没有那么容易。首先贺建奎是南科大的一名副教授，所以学校这个层面是怎么让他进行这个基因编辑实验的？他毕竟是有学校编制的，这个经费是哪儿来的？学校各层面的审查委员会知不知道这件事？再者，他还得跟医院合作，因为他自己本身是做不了人工授精的。他可以做基因编辑，但不能给人取精子卵子，所以一定要有医生跟他一起做。所以哪家医院或哪几家医院参与了？那么医院也有伦理委员会，怎么审查通过的？这些疑点都尚未明了，都需要在扎实的调查后给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北青报：即使调查出结果了，现在没有涉及这方面伦理的法律依据，能有什么样的处理结果？

邵峰：不管怎么说，最后走什么法律依据，都得先调查，得把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先调查清楚，涉及到的方方面面，学校、医院参与人员、学生，还有地方监管人员，包括志愿者，都得调查。只能先把这个事情给弄清楚，再决定怎么办。对于基因编辑这类行为，卫计委也是有规定的，比如说如果触犯了这方面的规定，大学应该开除这个人等。但现在很多情况还没调查清楚就开除，这肯定也不合适。

北青报：除了开除，会有更严重的处理结果吗？

邵峰：那就得看这个过程里面，有没有其他环节，可以去找对应的法律依据，因为就这件事本身没有司法依据，但比如做基因编辑用于受精卵，最终有没有造成人身伤害，比如对那两个女孩来说，她的基因是否已被人为破坏，涉事人员是不是构成故意伤害罪？这是有法律规定可以对应处理的，但现在还没有进行鉴定，也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么说？这需要司法解释，需要法律方面的专家进行分析。

“最好的处理方式是永远不让俩孩子知情”

北青报：现在问题是，作为基因编辑人，两个孩子已经出生了，以后怎么办？

邵峰：这个非常非常难办。现在业界也讨论，就觉得是不是要出一笔钱让这两个孩子的父母去到谁都不知道的地方重新生活，然后部门进行跟踪，就跟装GPS定位一样。其实这里面最大的挑战是，这两个女孩将来能不能结婚？要结婚的话，生孩子就会遗传下来。

北青报：您觉得她们允许结婚么？

邵峰：这个没有答案。

北青报：您认为怎么处理最合适？

邵峰：要我处理这个事情，就是永远不告诉她们是被基因编辑的，允许她们就跟正常人一样生活。我觉得这是最合适最好的选择。

“这个个例还不足以影响人类基因大池”

北青报：您作为业内权威专家，对这件事的最大担心是什么？

邵峰：我们主要担心两个安全层面的问题，一个是这两个孩子将来有可能不健康，但咱们正常人也会出现身体健康问题，所以如果出现不健康就只能自己去面对。还有一个安全层面的问题，就是我们所谓对于人类种群的影响，但是这个个例对大面只是“点”位影响，一小滴水还不足以改变整个池子。

北青报：为什么说不足以改变整个人类基因池子？

邵峰：因为这个个例还不足以带来对这么大种群的影响，就这个“小点”，对种群还造不成大规模的影响。下一代可能就只生一个孩子，两个孩子而已，那只是基因互相的代际之间的影响，只能往下传，因为它不是传染病，所以这一个点位不会造成整个种群的基因影响。你往整个基因池里放，立马就稀释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