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长期在政府部门从事政策研究、宏观经济体制改革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工作。

见证改革开放40年·人物 — — 彭森

改革是薪火相传的接力

本刊记者/姜璇，本文首发于总第882期《中国新闻周刊》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年，作为改革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彭森特别忙碌，频繁出席与纪念改革开放相关的会议，还要撰写回忆录。三十余年，彭森一直处于改革的核心，从事政策研究、宏观经济体制改革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工作，经历了中国改革的不同阶段和历次重大事件。

“作为改革的见证者、受益者和参与者，对中国全面深化改革这条路怎么走，按照目标导向的要求，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要过哪些关、还要解决哪些重大问题，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彭森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

经世济民

中学期间，彭森从父亲那里学习到一个经济学的概念：所有权。父亲给他讲了一个外国教授给他们上课的故事。当时教授把腕上的手表摘下来猛然摔在地上，然后告诉惊愕的学生们：什么是所有权？就是对一个物品无条件的占有、支配和处置权。

这个故事至今让他记忆犹新，父亲是他的经济学启蒙人。彭森于1951年4月出生于辽宁沈阳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祖父曾经参加过北伐革命。大革命失败后，祖父回乡变卖家产兴办了南都中学并任校长。

彭森的父亲曾就读于国立武汉大学经济系、中央大学研究生院，随后留美到科罗拉多大学、纽约大学攻读财政理论，建国后响应号召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被分配到东北沈阳，曾参与东北财经学院、辽宁大学的创办。在这个家庭氛围中，彭森小学时就养成翻阅《参考消息》的习惯，中学开始逐步接触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马克思的《资本论》、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政治、经济、历史名著。“如果没有‘文革’，我很可能选学历史，毕业后成为一名中学历史教员。我的父母对我的期望也大抵如是。”彭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生长于一个有着“政治历史问题”（父亲抗战时加入过国民党）的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彭森从小就感受到来自周围的压力和歧视。但是五年的知青插队经历，他看到人民公社“大锅饭”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的打击，以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在转变成票证经济、短缺经济过程中对经济生活创造力的扼杀。“我对‘经济’这一概念的认识，开始从‘节约’转向资源配置的‘效率’，开始有了‘经世济民’的决心和使命。”彭森说。

1977年高考恢复，彭森争取到了机会，在1978年通过高考被北大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录取。

同一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从此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举国上下除陈布新，新旧碰撞。大学校园内各种学术流派、各种理论思潮空前活跃。那几年，学生们常为一件国家大事争得面红耳赤，学术自由和对社会的责任感俯首可拾。如今，中国很多政、商、学界的领军人物都是77级、78级的大学生，这被称为“77、78级现象”。

77级、78级师资之丰富，彭森至今感念。他在北大遇到了陈岱孙、胡代光、范家骧、赵靖、厉以宁等经济学泰斗。年近80岁的经济系主任陈岱孙被师生们唤为“岱老”，民国政府曾聘请他当财政部部长，岱老以“志不在官”谢绝。彭森回忆，岱老为本科生开设的最后一门课“经济学说史”，被整理成《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一书后，风行一时。

现今已经88岁的厉以宁是较早将西方经济学与中国改革相结合的人，他在北大首登讲坛，率先为学生开设宏观和微观经济学课程。“他讲得极为通俗，学生们喜欢向他提问，有些还挺尖锐。”彭森回忆说。

彭森在课堂上结识了林毅夫。由于当时两岸关系紧张，初到大陆的林毅夫身份仍是机密，系办的同志很神秘地向彭森说明情况，并嘱托他照顾林的学习和安全。

彭森从一开始专注于经济学理论尤其是经济史理论，转向关注改革中的实际问题研究，始于毕业论文的撰写。他在题为“试论中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潮”的毕业论文中分析道，发生于建国前后的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思潮，其本质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绝对平均主义，还由此引发土改中错误打击、消灭富农，侵犯工商业利益，以及最后走向人民公社化等一系列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