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生活》的主题，就是从另一个角度反证了清除腐败根因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当贪腐者及其亲属家人褪下光环，融入普通生活时，他们所面对的生活，则是千千万万普通百姓都在生活着的生活。他们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去适应和承受，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真正精彩的人和故事，远远没有进入自己的创作范围和文学构思”

“政事儿”：书中很多场景与某些现实中发生的案例相似。这些细节，有参考真实案例吗？

张平：这是个细活儿。比如一个双规前的宣布内容，我就询问了十几位纪检书记和多名纪检监察工作人员。每一个用词都必须严格规范，必须合乎双方的身份和当时的场景，合乎纪检条例和有关规定。还有纪检委对违法违纪嫌疑人实施的住所搜查，这里面涉及纪检条例和法律规定多方面的常识与知识。

非常难，一句话一个行为常常要查阅很多资料，所有的言行举止都须在法律和规则框架内，否则就是问题，就是出格，就失去了作品的真实感和严肃性。

这也正是现实题材十分难写的一个方面。现实题材描写的都是大家熟悉的事物，必须一丝不苟、认认真真，来不得半点虚假和含糊。

“政事儿”：你在后记中说，“没想到小说能写成这个样子”，“起笔时，不论人物还是情节，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局。”你设想中的结局是什么样的？

张平：文学创作，因人而异。有的作家写作，更富于冷静和理性，事先有成熟的样稿和详细的大纲，然后不慌不乱，有条不紊地开始创作。而有些作家则相反，有个开头、结尾和故事，就大笔一挥，哗哗哗哗地写下去了。我大概属于后者，而这种写作方式则需要深厚的生活积累和大量的素材占有。《天网》、《抉择》如此，《十面埋伏》、《国家干部》也是如此。

《重新生活》的开头是几经修改才定稿的，特别是一开头对市委书记立案审查的现场宣布，是根据很多朋友的建议加上去的。

“政事儿”：2015年你接受新京报采访时曾谈及这部正在创作的小说。它在现实中有原型吗？

张平：说实话，这部作品，还真没有直接的原型。因为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人和事不少。还需要找什么原型？平时耳朵都听起茧子了，只要你想写，尽可随手拈来。

而真正精彩的人和故事，还远远没有进入自己的创作范围和文学构思。这也需要冷却、沉淀，需要理性思索，需要不断地取舍和判断。

有人说了，以你的经历，应该写一部能够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志性作品。我想我现在肯定还没有这个能力，也肯定不具备这样的积累，但我会向这个方向努力。占有素材和熟悉生活只是第一步，如何取舍，如何权衡，还需要进一步提高自己对生活的认识和把握能力。

我们真不希望让这么多重大而悲壮的生活素材留给下一代去描写。对一些年轻的作者，我常常给他们说，要想成名快、读者多，就写现实题材吧，当代重大的关注民众、关注变革、关注社会进步、关注历史变迁的现实题材。

唯有这样的作品，才会给社会带来积极效应，给人民带来希望，给社会带来信心，为时代留下印证。当代作家中，需要有一批这样的作家。

“让领导干部都能放下身段，真正成为百姓中的一员”

“政事儿”：通过这部作品，你希望传达出什么？

张平：珍惜反腐得之不易的成果，真正让人民当家作主。让我们的领导干部都能放下身段，真正成为百姓中的一员。为了老百姓的福祉和利益，没有什么放不下、没有什么可留恋的。

作为地方主要领导，首先你是否知道当地的教育、医疗、养老、住房，老百姓能承受得起吗？你身边的孩子有失业的吗？有外出打工发不了工资的吗？有上不了大学的吗？有看不起病的吗？你的亲戚里，有幼无所学、老无所养、住无所居、病无所医、老无所获的吗？

像老百姓一样的生活，真有那么难吗？如果真的很难，甚至无法承受，那我们所说的一切，老百姓还会相信吗？我们又能用什么取信于民？

“政事儿”：也就是说，领导干部如果远离百姓的生活，就不会真正体会到百姓的甘苦？

张平：对。只有体会到百姓的甘苦，才能真正下决心去解决老百姓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这也是我这部小说所想表达的主题之一，不知道能否让领导干部们有所触动，有所思考。

“政事儿”：在现实生活中，公众也更关注落马官员本身，而对其亲属、家人所面临的舆论压力、社会问题等，少有关切。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张平：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公正地说，这也是社会和文化自我净化的一种机制和功能。一个人之所以轻易不敢违法犯罪，他首先考虑的是家庭和儿女。上有老下有小，他得为这些人负责。

即使如今已经进入现代社会，我们应该对这些人一视同仁，他们的工作、学业和求职都不应该受到影响。但一个人违法犯罪，必然会殃及家庭和亲人。不管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都会因你的罪错付出昂贵的代价。

“贪贿成为文化时，危害的绝不仅仅是下一代、下几代”

“政事儿”：在后记中你提出了贪腐文化，会危害几代人甚至更长久。如何理解贪腐文化对社会的冲击？如何消除这种影响？

张平：腐败侵蚀的是人心，侵蚀的是人的道德、思想和人的行为准则，侵蚀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精髓。

当贪贿成为一种文化存在时，必然会成为一个国家、民族精神的沉疴和桎梏，要清除它，须付出更沉重的代价，更持久的岁月，更惨痛的努力。

它危害的绝不仅仅是下一代、下几代，一定会更长久。我以前说过，一个池塘里钓出一两条大鱼，那是鱼太贪吃了。假如一个池塘死了一片一片的鱼，那可能就是水质有问题了。

道德和文化重建是重要的因素，但关键还是制度的健全和建设。如何巩固反腐倡廉的成果，如何让反腐永远在路上，最终成败还是靠制度。只有刮骨疗毒、壮士断腕、全民反腐、制度反腐，才有可能让大面积腐败行为得到有效根治。所以重拳反腐，功德无量；重整纲纪，国之大幸。

撰稿/新京报记者 何强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校对范锦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