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岐山朋友回忆 阐述其父亲家境经历

时间:2018-04-20 20:11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版阅读:新闻归类:人物记事


我和王岐山从小在一个机关大院里长大,对他的早年经历算是略知一二。

其父经历坎坷

1950年代初运动一来,就有人把王家给查抄了,但到了1956年,建设部还是指名道姓,要把这位高级工程师调入北京。

记得那是1957年,我的父母从上海奉调进京,我和姐姐、妹妹随父母到了北京。王岐山和我同岁,我们同住一个机关大院,而他也是上有姐姐下有妹妹。更巧的是,我们两人的姐姐、妹妹又是同岁,因此两家的三个同岁孩子,便常常“配对儿”在一起玩。

我父亲是知识分子党员干部,可惜调到北京不久就领到一顶“支持右派向党进攻”帽子,1958年报中央监察委批准,留党察看二年,行政职务也一并撤销。

王岐山的父亲,当年并未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他老人家性格内向,似乎不大喜欢多说话,倒是他母亲给我留下很深印象(见下文),很久之后我才知道,王岐山的父亲也是经历坎坷。

王岐山的父亲当年是建设部直属设计院的高级工程师,1929年,他从南开预科考入清华大学,专攻土木工程建筑。那时清华每届也就录取一百多人,王的父亲1933年从清华毕业,在那个年代应该算“稀缺人材”。

我后来听王岐山说,他父亲清华毕业去了青岛,工作几年,抗日战争便爆发了,他父亲不愿给日本人干,青岛自然是待不下去的。没办法,只好去了王岐山母亲的老家——山东平度,在山区做教员。

当时的山东,遍地抗日烽火,不过,共产党在山东有抗日根据地,国民党也有抗日游击区,平度,刚好是国民党的游击区。命运使然,平度的国民党看到王岐山父亲很有些抗日情绪,就给这位清华毕业的山区教员封了个“上尉”。

抗战胜利,青岛成了国民党的五大“特辖市”之一,城市建设迅即提上议事日程,王的父亲当然返回青岛,重操旧业——做城市规划,搞土木建设。

1949年,国民党给王岐山的父亲买了船票,劝其从青岛“撤退”台湾,可王的父亲认为:有能耐,有技术,共产党来了也要搞建设,何必跟着腐朽的国民党瞎跑呢?于是留了下来。

没想到1950年代初运动一来,就有人把王家给查抄了。运动后期,党组织一查:王的父亲的那个军衔徒有虚名,因此,到了1956年,建设部还是指名道姓,要把这位高级工程师调入北京。

“文革”之后,王岐山曾和父亲聊天,说起那段抄家往事,王父说,“也亏了那次抄家,受了惊吓,从此不敢乱说乱动”。

王岐山对我说,他父亲的不爱说话,大约就是那次抄家留下的“病根”,不过,“文革”之前的反右派、反右倾斗争,他父亲却因为“说话少”而躲了过去。直到“文革”爆发,一度领取过国民党上尉俸禄的这桩陈年往事才被造反派再次“揪”了出来。

还好,“文革”来临,知识分子都倒霉,王岐山父亲那时除了挨批斗,就是打扫单位卫生。而我的父亲,却不幸死在了“文革”批斗会上。

王老先生是2001年逝世的,记得1980年代初我调回北京,去父亲的原工作单位申请落实政策,要求把“文革”被没收的房子退回我家,在建设部,恰好遇到王岐山搀扶着王老先生也去谈政策落实事项。看得出来,王岐山和我一样,也是孝子。

我父亲1968年去世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王岐山的母亲——机关大院的居委会主任——崔大妈。

我父亲的“问题”是1979年才平反的,整个“文革”期间,崔主任不仅从来没有歧视过我母亲和我们家,还常常悄悄跑到我家,拉着我母亲的手坐在床边,好言宽慰。

王岐山母亲是1915年底生人,我母亲是1916年初生人,“文革”的高压气氛下,远亲不如近邻,我母亲“文革”后搬离那个大院的时候,还再三叮嘱我,一定要去和热心而善良的崔主任打个招呼,那时候,崔主任早就退休回家了,但王岐山仍然常常回家探视母亲,也不忘给母亲过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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