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王岐山从小在一个机关大院里长大，对他的早年经历算是略知一二。

其父经历坎坷

1950年代初运动一来，就有人把王家给查抄了，但到了1956年，建设部还是指名道姓，要把这位高级工程师调入北京。

记得那是1957年，我的父母从上海奉调进京，我和姐姐、妹妹随父母到了北京。王岐山和我同岁，我们同住一个机关大院，而他也是上有姐姐下有妹妹。更巧的是，我们两人的姐姐、妹妹又是同岁，因此两家的三个同岁孩子，便常常“配对儿”在一起玩。

我父亲是知识分子党员干部，可惜调到北京不久就领到一顶“支持右派向党进攻”帽子，1958年报中央监察委批准，留党察看二年，行政职务也一并撤销。

王岐山的父亲，当年并未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他老人家性格内向，似乎不大喜欢多说话，倒是他母亲给我留下很深印象（见下文），很久之后我才知道，王岐山的父亲也是经历坎坷。

王岐山的父亲当年是建设部直属设计院的高级工程师，1929年，他从南开预科考入清华大学，专攻土木工程建筑。那时清华每届也就录取一百多人，王的父亲1933年从清华毕业，在那个年代应该算“稀缺人材”。

我后来听王岐山说，他父亲清华毕业去了青岛，工作几年，抗日战争便爆发了，他父亲不愿给日本人干，青岛自然是待不下去的。没办法，只好去了王岐山母亲的老家——山东平度，在山区做教员。

当时的山东，遍地抗日烽火，不过，共产党在山东有抗日根据地，国民党也有抗日游击区，平度，刚好是国民党的游击区。命运使然，平度的国民党看到王岐山父亲很有些抗日情绪，就给这位清华毕业的山区教员封了个“上尉”。

抗战胜利，青岛成了国民党的五大“特辖市”之一，城市建设迅即提上议事日程，王的父亲当然返回青岛，重操旧业——做城市规划，搞土木建设。

1949年，国民党给王岐山的父亲买了船票，劝其从青岛“撤退”台湾，可王的父亲认为：有能耐，有技术，共产党来了也要搞建设，何必跟着腐朽的国民党瞎跑呢？于是留了下来。

没想到1950年代初运动一来，就有人把王家给查抄了。运动后期，党组织一查：王的父亲的那个军衔徒有虚名，因此，到了1956年，建设部还是指名道姓，要把这位高级工程师调入北京。

“文革”之后，王岐山曾和父亲聊天，说起那段抄家往事，王父说，“也亏了那次抄家，受了惊吓，从此不敢乱说乱动”。

王岐山对我说，他父亲的不爱说话，大约就是那次抄家留下的“病根”，不过，“文革”之前的反右派、反右倾斗争，他父亲却因为“说话少”而躲了过去。直到“文革”爆发，一度领取过国民党上尉俸禄的这桩陈年往事才被造反派再次“揪”了出来。

还好，“文革”来临，知识分子都倒霉，王岐山父亲那时除了挨批斗，就是打扫单位卫生。而我的父亲，却不幸死在了“文革”批斗会上。

王老先生是2001年逝世的，记得1980年代初我调回北京，去父亲的原工作单位申请落实政策，要求把“文革”被没收的房子退回我家，在建设部，恰好遇到王岐山搀扶着王老先生也去谈政策落实事项。看得出来，王岐山和我一样，也是孝子。

我父亲1968年去世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王岐山的母亲——机关大院的居委会主任——崔大妈。

我父亲的“问题”是1979年才平反的，整个“文革”期间，崔主任不仅从来没有歧视过我母亲和我们家，还常常悄悄跑到我家，拉着我母亲的手坐在床边，好言宽慰。

王岐山母亲是1915年底生人，我母亲是1916年初生人，“文革”的高压气氛下，远亲不如近邻，我母亲“文革”后搬离那个大院的时候，还再三叮嘱我，一定要去和热心而善良的崔主任打个招呼，那时候，崔主任早就退休回家了，但王岐山仍然常常回家探视母亲，也不忘给母亲过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