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载述回忆道,“他给人的印象颇好,为人正派。工人对王振海很拥护。1958年大跃进期间,王振海抵制破坏生产规律的做法,被错划为右派,调到了龙凤矿。后来老虎台矿多次发生事故,工人再三呼吁王振海调回来,觉得他是一个能带头、有作为、按规律办事的领导。1962年王振海又回到了老虎台矿。”
王振海曾见证了抚顺煤矿产业的鼎盛时期。图为抚顺西露天煤矿。(本刊记者朱东君摄)
上世纪60年代,王振海被调到抚顺市矿务局工作。当地有句话,“先有矿务局,后有抚顺市”。抚顺市档案局前局长金铎对《环球人物》记者解释说:“抚顺是座因煤而兴的城市,抚顺矿务局的历史超过百年。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惯例就是矿务局党委书记兼市委常委。”王振海在抚顺矿务局先后任第一副局长、局长、党委书记等职,继而出任抚顺市委常委、市委副书记。1980年,王振海调任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党委书记,两年后退休,回到抚顺养老。
在邻居的眼里,王振海没什么官架子。有邻居曾想借用两家宅院间的公共区域,王振海二话没说就让了出来,“他特别能为别人着想,还时常拿钱资助贫困学生”。
王振海退休后也像个老顽童,喜欢开玩笑。“他还喜欢写字,常送给我们。下次再见到,就会问:‘你把我的字裱起来了没有啊?’”金铎说,“王振海去世前几年,将自己收藏的一些字画捐给了抚顺市档案馆,他说,‘小毛(小儿子)和建平也都想要,我讲你们想要你们自己去弄,我的要捐给档案馆。’”
当然,王振海对自己这个上将儿子是很引以为傲的。崔载述记得他去王振海家时,“他会特意给我看王建平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合影,以及印有王建平形象的挂历。”邻居们说,王建平很少回抚顺,“但每次要回来,王振海就特别高兴,会忍不住和别人讲,‘我儿子要回来了!’这时老伴商秀兰就出来责备他,‘不是说了不要讲吗?’如果王振海拿王建平的照片给别人看,商秀兰也会阻止他,‘不是说了不要看吗?’”
在外人眼里,商秀兰严谨、低调。“她多年疾病缠身,但凡事尽量亲力亲为。有一年商秀兰拎了壶开水,上楼给王振海灌热水袋,一步没站稳,整壶开水浇在胳膊和身上,严重烫伤,休养了好久才痊愈。”她对孩子管教很严,据说王建平儿时颇为顽劣,有一次偷了老乡家的黄瓜,边走边吃,剩下的装在书包里。商秀兰发现后当场打了他,带着他把黄瓜送回去,吃掉的还另付了钱。
王建平步步高升,商秀兰却是处处小心,生怕给儿子带来不好的影响。“小儿子夫妇原来与两位老人同住。小儿子爱喝酒,商秀兰便经常告诫他不要老去外面喝,影响不好。”邻居们说,“在商秀兰的打理下,家中基本上见不到与王建平相关的物品。有人上门求办事,王振海都会撂一句‘去找老商,我说了不算’。商秀兰要是也推脱不了,就会和王建平的妻子联系。”
王振海的一个邻居清楚地记得:“王建平的母亲商秀兰跟我聊天时,曾提到不喜欢孙子做生意。我随口问了句,‘他做什么生意?’商秀兰就叹气:‘我也搞不清做的什么,反正各地都有生意,我觉得做生意不好。’”
王建平有一个儿子,在王建平被调查后,媒体报道称,他的儿子包揽了不少武警部队的工程,还有一些工程由他儿子“发配”给承建商,王建平对此明知故纵,使儿子大发其财。老人的预感何其准确,优良的家风不在了,麻烦也就来了。
从乙种师走出来的优秀师长
王建平曾经是一名优秀士兵。1969年,16岁的他参了军,先后在锦州任炮兵42团团长,第四十集团军炮兵旅参谋长、副旅长、旅长。1992年,他担任第四十集团军120师师长,驻扎在兴城郊外。
《环球人物》记者接触到的抚顺人,大多认为王家在部队并没什么影响力,王建平的升迁应该不是依靠王振海的关系。当地流传着一个传奇故事来解释他的升迁——传说王建平在1969年入伍后,作为新兵参加了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他半夜外出寻冰解渴,却发现了一辆苏军坦克,立即上报,我军俘获这辆坦克,并推进了我国坦克的研制,王建平因此立功。但了解王建平的人说,这个传说不可信,王建平没有上过战场。
还有人把王建平的快速升迁归因于他的岳父,称王建平在锦州服役期间被部队领导看中,领导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这一婚姻细节得到知情人士的确认:“王建平的岳父曾是沈阳部队里级别较高的领导,但在上世纪80年代初已经退休,那时王建平的职位还不高,谈不上岳父提携。他后来的迅速升迁应该是凭借自身过硬的素质。他当连长的时候,带的连就是非常好的连;当营长的时候,带的营就是非常好的营。而且那时候部队提干标准很严,不存在买官卖官的情况,优秀的战士才能当班长,优秀的班长才能当排长。实事求是地说,那时的王建平表现确实非常不错。”
120师诞生于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中,由抗日游击队发展而来。后来与118师、119师同属第四十集团军。“当时只有118师是甲种师,也就是主力部队;120师是乙种师,并不是第四十集团军着重培养的对象,提干也往往从118师选,而不是从120师选。”知情人士介绍说,“但王建平任120师师长期间,狠抓部队建设,提出要克服乙种师难作为的思想,乙种师也要创造像甲种师一样的工作成绩,要做到部队像部队的样子,营区像营区的样子,军人像军人的样子。此后,120师在军事训练、营房建设等方面都有了很大变化,也获得了不少奖。”
那时王建平在部队的口碑也不错,“除了过硬的工作作风和敬业精神外,大部分士兵觉得他很务实,私底下评价他平易近人,有人情味。”据说他当团长时,一次坐着吉普车回营房,路上看到认识的老干部家属,就命令立即停车,让车上的人徒步回去,让老干部家属坐车回家。
1996年10月,120师转隶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两个月后,王建平调任武警西藏总队总队长。有知情人士对《环球人物》记者说,西藏工作任务艰巨、条件艰苦,当时调王建平去可能是锻炼他。其间,王建平的妻子一直在锦州某部队医院任职。后来王建平进京工作,妻子也跟着去了北京。
2009年,王建平出任武警部队司令员,3年后晋升为上将。据媒体分析,王建平的问题就出在他主政武警部队期间。他早年的优良作风此时显然已荡然无存,他带给家人的荣耀也变成苦涩。
谁来监督一把手
《环球人物》记者在辽宁省走访期间,不少人向我们提起正在热播的电视专题片《打铁还需自身硬》,这部掐着点在本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召开前播放的反腐大片,再次掀起了人们对反腐的关注热潮。片中,广东省政协原主席朱明国一语道破了一把手权力运行的逻辑:“最后都是组织通过、组织决定、集体通过。但是谁先提?用人的提名权是最至关重要的,没人提名,你是进不了那个圈子的。当一把手35年,我的体会是,如果你一把手开口了,基本上没有人反对。”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王建平一路从团长、旅长,做到师长、司令员,不可能没有体会过一把手的种种特权。一位部队内部人士举了个例子:“要提一个团长,管人事的人去问师长的意见,师长一句‘提谁还用我说吗?’管人事的就明白了师长的意思,到下面去征求意见时,就可能直接问,你觉得某某某当团长怎么样。而在早年,候选人都要经过士兵委员会投票才能当选。一旦一把手意愿成了风气,也就没有投票了。”
“30多年来,我们在经济领域里摒弃了苏联模式,但在政治领域还残留着影子。”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李永忠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几年前,他出版了《苏共亡党之谜》一书,书中剖析了“苏联模式”的两个根本性弊端,一是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于一体的权力结构;二是用等级授职制代替普选制的选人用人体制,也就是从上往下层层任命干部,而非从下往上层层选举干部,这在短期内可以,长期就要出问题。
因此有个奇怪的现象,党政军一把手都是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千挑万选的,而他们往往是最易腐败的。李永忠认为:“王建平也是在这种情况下腐败的,权力不受监督制约,权力没有科学地分解。所以不仅要看到王建平自身素质的问题,更要看到权力运行机制内在的问题。我在20年前创造了一个词——异体监督,就是要解决这种权力结构的问题,因为再锋利的刀刃也砍不了自己的刀把。目前推进的改革,如让解放军审计署脱离总后勤部,直归中央军委管;纪委对各大战区派驻纪检组,加强巡视等,都是发挥异体监督的作用。”
武警部队又有其特殊性。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说:“一方面,它受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双重领导。到底谁主要领导和监管?这就有点模糊了。”另一方面,武警由内卫、黄金、森林、水电、交通等部队以及公安边防、消防、警卫等部队组成。“和地方的联系比较紧密,参与的经济活动不少,这是武警比别的部队更容易产生腐败的原因。”李永忠说。
在王建平落马前,武警部队就有一批“老虎”被查处,包括武警交通指挥部原司令员刘占琪、原政委王信、原总工程师缪贵荣、原副司令员瞿木田,以及武警部队原副司令员牛志忠。武警交通部队主要承担公路、港口及城建等施工任务。
知情人士说:“王建平的儿子能接到武警的工程,很可能就与刘占琪有关。未必是王建平主动找的刘占琪,可能刘占琪给他儿子好处,他也就默许了。”
王建平的落马与其他“大老虎”也有关联——周永康曾主政公安部,与王建平的工作关系密切;徐才厚曾在沈阳军区任职,可能与王建平有交集,且他出任军委副主席后也是王建平的上级;同时王建平的上级领导还包括原军委副主席郭伯雄。
“如果权力的顶层得不到监督,形成了一个个圈子,那顶层以下的人势必要选择:我是进圈子,还是游离在圈子之外?团团伙伙就这样严重起来。”任建明说,“这个问题要自上而下地解决。习总书记讲,‘在党内,谁有资格犯大错误?我看还是高级干部。高级干部一旦犯错误,造成的危害大,对党的形象和威信损害大。’对高级领导人和高级将领,怎么能建立有效的监督?正在试点的监察委员会就迈出了一大步,它由最高权力机关人大产生,以后党内监督、军队监督的位阶和独立性,都可以从中获得启示。顶层的权力被关进制度的笼子,大树底下才不会小树丛生,团团伙伙才有望从根本上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