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采用这样的结构，天津环渤海董事局主席郑介甫告诉财新记者，2006年前后，天津环渤海旗下的几家公司上市之后，为规避关联交易问题，加上一些项目资金链紧张，有一些银行负债，为规避1.8亿股津滨发展股票被拿走，他特意把天津华泰拿到集团体外，由集团董事赵云安代持并担任董事长。但不幸的是，这个特意设置的股权结构网恰恰被赵云安利用。

　　2009年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一份民事判决书显示，2006年10月16日，世纪泰和董事长赵云安使用虚假银邦伟业公司公章，模仿银邦伟业原法人代表吴熙恩的签名，将银邦伟业持有的世纪泰和40%和20%股权转让给两名自然人。之后又转至其弟弟赵克安担任法人代表的北京和达创新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和达创新），和达创新再收购了天津华泰一些小股东手中的11%股份，和达创新透过世纪泰和及自持，合计对天津华泰控股达到73.2%，赵氏兄弟成为天津华泰最大的股东。

　　实际上，此时的银邦伟业已经被郑介甫质押给了河南焦作商人谢建升。谢建升和郑介甫均告诉财新记者，当时郑介甫在购买俄罗斯“基辅号”航空母舰后，需要向对方支付1600万美元的中介费，但资金不足，故向谢建升借款1100万美元。2006年8月1日，谢建升以焦作凯莱大酒店有限公司的名义与郑介甫签订了1100万美元的借款合同。合同商定，以天津华泰的股份质押给焦作凯莱大酒店，期限为3-5年。具体操作方式，是将持有“津滨发展”股票的天津华泰放在北京凌云名下，而将控股北京凌云的银邦伟业质押给谢建升。

　　谢建升告诉财新记者，之所以要这样的结构，是因为银邦伟业是个较为干净的公司，没有太多的债权和债务。在借款完成后，他就将银邦伟业等公司的印章收缴。

　　2007年三季度，股市牛市出现，津滨发展每股涨到23元，天津华泰市值达到近30亿元的高峰。天津华泰多次以不同价格减持了大约7000万股的“津滨发展”的股票，共计套现10亿元左右，这些套现资金都落入了赵云安的控制之中。

　　2008年6月，郑介甫向天津市公安局报案，以涉嫌挪用资金罪将赵云安抓获。此后，赵云安私下转到福建宁德的一笔2亿元的资金也被追回。

　　多个消息源告诉财新记者，赵云安被抓后，其家属多处活动，并联系了盘古投资的副董事长虞晓峰。虞晓峰和赵云安是同学，曾受赵云安推荐，于2006年11月至2008年9月间担任过天津华泰的董事。

　　财新记者获得了承德市公安局2011年4月-11月对郭文贵、虞晓峰、赵云安等人的数份询问笔录。其中虞晓峰和赵云安的笔录显示，2008年6月，虞晓峰将赵云安案告知郭文贵，郭文贵设法将其“捞”出。赵云安取保候审后，为表感谢，同意由郭文贵下属的政泉置业，收购赵克安旗下和达创新的所有股份，主要资产是其控股的天津华泰，股票套现加现金资产约4亿元，还有一些其他债权和固定资产；赵云安则拿走了2500万股津滨发展股票加上1000多万元资金。

　　在笔录中，郭文贵称，当时赵云安给交易对价的估值是3亿元，但鉴于华泰的债权债务需要进一步调查，内部股东存在纷争，所以政泉置业暂时并不支付对价款，待公司价值、资产确定后再支付，但最多不超过3亿元。

　　合伙人反目

　　不过，郭文贵最终并未支付任何费用。此事件后来经历了更多的曲折，郭文贵与多年的商业伙伴曲龙反目成仇。

　　据郭文贵在笔录中称，当时刚和北京保利终止合作，政泉置业处于交接过渡期，不方便接收和达创新，所以安排曲龙和郭汉桥代持，等到弄清和达创新的资产、政泉置业完成过渡的时候，两人须再将和达创新的股份转回政泉置业。此外，因债务纠纷发生诉讼，政泉置业的账户被冻结，无法直接转账。郭文贵分得的天津华泰账上4亿元现金也转至曲龙的中垠投资有限公司（下称中垠公司）走账，再以政泉置业出具支付令的形式，将钱直接划拨到政泉指定的债权单位。

　　这套安排中的两人，郭汉桥为郭文贵的投资顾问，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曲龙，与郭文贵曾经“不分彼此的兄弟”。

　　曲龙1970年出生，黑龙江肇东人，1992年在黑龙江省交通厅驻京办事处工作，1996年下海经商。财新记者获悉，郭、曲两人相识于1998年前后，郭文贵到国外避事，其宝马汽车由侄子放在曲龙的汽车修理厂中修理，两年间欠下曲龙巨额修车款。郭文贵回国后一次性结清欠款，两人由此关系密切起来。

　　2005年左右，郭文贵的盘古大观建设急需资金，曲龙帮助郭文贵在湖南融资1亿多元，但郭迟迟还不上欠款。曲龙被债主逼债，于2005年3月以涉嫌合同诈骗被湖南公安刑事拘留，2005年6月逮捕，后经家人多方筹措，在支付了一定款项后，于2005年9月取保候审。曲龙家属告诉财新记者，曲被抓后，郭文贵即出国躲避，待曲龙取保后才回国，并多番安慰曲龙，“许诺两人以后均分公司利润，因此合作继续了下去”。

　　郭文贵在2006年6月扳倒刘志华后，自觉不方便再出面运营盘古大观等项目，便让曲龙出头帮忙操办盘古大观和政泉公司，以盘古大观为主。2008年5月，曲龙被任命为政泉置业的执行董事，代行董事长的权力，年底分红不低于500万元。

　　但两人的亲密关系未能长期持续下去。和达创新和天津华泰的归属，或是二人决裂的主要原因之一。郭文贵指责曲龙利用担任政泉置业执行董事的便利条件，通过伪造签名、制造虚假股权转让协议、变更公司名称地址等方式，将和达创新和天津华泰占为己有，并更名为源润控股；曲龙矢口否认，称和达创新和天津华泰是因为郭文贵无法支付对价款而转让给他，并且要求郭文贵归还天津华泰的4亿元现金。

　　不过，直至2009年12月，曲龙的中垠公司还曾出面，帮助郭文贵购买石家庄商业银行所持有的6.81%民族证券股份。据此可推知两人决裂当在此后的2010年。这一年，曲龙向国家安全部纪委、中央纪委实名举报郭文贵收购民族证券过程中侵吞巨额国有资产的问题，并接受了媒体采访。

　　2011年3月31日，曲龙驾驶的轿车在北京东四环的颂江南大酒楼窑洼湖店院内遭多车围堵，曲龙被砸开车窗后带走。据曲龙家属介绍，经警方和其调查，执行人员为安全部某处处长高辉、河北承德市公安局以及郭文贵手下等相关人员，共计10余人，以“涉嫌非法持枪”将曲龙带至承德市公安局。

　　此时间节点，正是在曲龙举报郭文贵侵吞民族证券国有资产之后不久。曲龙被带走的第二天，2011年4月1日，郭文贵顺利办理了民族证券控股权的受让手续。

　　2011年5月6日，以涉嫌“非法持枪”被抓的曲龙被以涉嫌“职务侵占”批捕。2012年，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和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和二审以职务侵占8.55亿元，判处曲龙15年有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