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对他人的亲切热情是集体主义式思维的细微表现，因而塔尔海姆也开始思考，这两种表现方式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一差异似乎与财富和现代化程度无关，塔尔海姆发现了一个可能的引起差异的原因——地区间主要农作物的差异，南部多食大米，北部多食小麦。"这样的饮食习惯基本上是以长江为界的，"塔尔海姆说道。

大米种植需要更多合作：这是一项劳动密集型作业，同时需要遍布许多农田的复杂的灌溉系统。而小麦种植需要的劳动量是种植大米的一半，它依靠的是降雨，而非灌溉，所以农民们不需要与邻居们合作，只需要专心于自己的作物生产。

这样的差异与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思维方式有无关联？塔尔海姆与中国的科学家们进行了共同研究，他们从种植大米和种植小麦的若干地区召集了超过1000名学生作为研究样本，利用诸如三联实验这样的方法去判断实验样本是否具有整体性的思维模式。

科学家们还让实验参与者们画出展示自己与朋友及其他相识之人之间关系的图表：生长在个人主义环境中的参与者倾向于将自己画得比自己的朋友们更大，而来自集体主义环境的参与者倾向于将自己和朋友们画得一样大。"美国人通常将自己画得特别大，"塔尔海姆说道。

果然，生活在小麦种植区的实验参与者们的个人主义程度更高，而生活在大米种植区的人们则展示出了更高的集体主义特质和整体思维倾向。这种差异在不同地区的交界地也体现得出。"在两种作物种植区交汇的几个县，一个人种大米，一个人种小麦，我们在他们身上依旧发现了这种文化差异。"

塔尔海姆继续验证着他的假设。印度也是一个小麦种植区和大米种植区分明的国家，在那里，塔尔海姆的实验结果是一样的。几乎所有塔尔海姆的研究对象都没有直接参与农业生产，但他们生活环境的历史传统依旧在影响着他们的思维方式。"文化惰性依旧存在。"

强调这一点很重要，即该结论只是体现在大量人群身上的普遍特点；我们还需要研究每一个群体中每一个人到底会落在该"集体主义－个人主义谱"的哪个范围上。"从人类学的角度看，非黑即白的想法是行不通的。"爱丁堡大学（University of Edinburgh）人类学家德尔瓦·侯赛因（Delwar Hussain）说道。侯赛因与米索迪一起参与了就居住在伦敦的英国孟加拉裔群体进行的研究。侯赛因指出，东方和西方国家的历史联系源远流长，这意味着，一些人的身体里存在两种思维方式，而年龄和阶层等因素也会对思维方式产生影响。

距离亨利奇发表其有关"Weird"偏见的文章已经七年了，人们对该文章给予了积极反馈。亨利奇尤其感到开心的是，诸如塔尔海姆这样的研究者们已经开始筹备大型研究项目，以期理解思维方式的千变万化。"研究者们希望能找出一个理论，用来解释为什么不同的人群拥有不同的心理模式。"

不过，虽然科学家们有这样美好的期许，得到进一步研究成果的过程非常缓慢。从全球范围内收集思维研究样本需要时间和金钱的支持。更多研究依旧依靠Weird实验参与者，这样的研究是缺乏样本多样性的。"我们知道哪里不对，问题在于什么是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