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透视

一度良好的中美关系，在特朗普当总统的四年时间里直线下滑，愈演愈烈的贸易战和科技战，让中美关系和世界局势蒙上巨大阴影。

一些观察家本以为，来自民主党的拜登取代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之后，美国对华政策会出现明显缓和。然而，过去两个多月的局势表明，这样的预想不仅没有成为现实，而且两国关系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

虽然两国的最高外交官在美国阿拉斯加举行了面对面的对话，但主要分歧并未弥合，不仅特朗普时期针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没有取消，而且双方在人权、新疆、台湾、香港等问题上的交锋，比特朗普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原因何在？

从合作到竞争：中美关系出现实质变化

很多人认为，过去四年的美中关系恶化，深深打上了特朗普鲜明的个人烙印；殊不知，特朗普只是在总统宝座上用比较夸张的手法，表达了美国对华政策所必然要出现的结构性变化，即伴随中国的持续崛起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美国对华态度必然会从合作与友好，转向竞争与对抗。这是永恒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主题所决定的，有人称之为“修昔底德陷阱”，是历史悠久的权力平衡理论的一个重要推论。

在“修昔底德陷阱”设想中，只要崛起大国的实力日益威胁到首要大国的霸权地位时，无论霸权国内部的政权性质如何，都必然对崛起国采取遏制和竞争的态势。因此，无论是强调贸易等硬实力的共和党人，还是鼓吹人权等软实力的民主党人，都必然会对崛起的中国采取强硬态度。

美国这种对华态度的转变，其实始于民主党人奥巴马当总统的时候。当时面对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亚洲第一大经济体，奥巴马提出了“重返亚太”战略，并具体由时任国务卿希拉莉等人实施，旨在平衡中国在亚太地区不断增长的影响力。

然而，当时由于中美之间出现越来越广泛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美国对华政策仍以接触为主。在这样的背景下，时任美国副总统的拜登与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进行了多次接触，以了解彼此未来的战略走向，避免出现导致两国关系恶化的战略误判。

拜登本人的对华态度这些年也出现了明显转变。20年前，当中国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拜登是一位坚定的支持者。如今，拜登不仅在人权等领域抨击中国，在贸易、科技等问题上也态度强硬，更加强调保护美国的就业机会和经济安全。

此外，在应对中国挑战的手法上，民主党政府更为重视与盟友的关系，希望形成合力以实现战略目标，这一点比共和党要求盟友们自力更生更具有进攻性。拜登上台不久，西方世界的美国、欧盟、加拿大和英国就几乎同时在新疆问题上实施对华制裁，这应当与民主党的这种外交风格有密切关系。

民主党政府更易触动中国核心利益

长期以来，中国外交兼具弹性与刚性特征，这表现为在一些具体经济、贸易等问题上具有灵活性，能够达成妥协与让步，但在属于中国界定的涉及领土、主权、社会制度等核心利益问题上则很难让步，原则性很强。

从中国核心利益角度出发，似乎特朗普提出的贸易要求更容易和中国政府进行协商，因为这些要求不外乎经济利益上的讨价还价。因此，中美在2020年初尚能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以缓和两国紧张关系。

然而，拜登的民主党政府目前强调的人权问题、新疆问题乃至台湾问题等，都涉及中国界定的核心国家利益，估计中国政府在这些问题上让步的空间很小。不仅如此，持续就这些问题施压，可能导致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全面恶化，进一步加剧已经形成的竞争与对抗态势。从中国角度看，拜登是一位比特朗普更难打交道的美国总统，因为中国在以上核心利益问题上的外交回旋余地不大。

此外，拜登还强调意识形态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而这一点是特朗普经常忽视的。目前，美国民主党政府正在国际上组建民主国家的联盟，对抗美国眼中的专制政府。中国感觉受到威胁，将加强和不在美国联盟范围内的国家的合作，如俄罗斯、伊朗、朝鲜等。

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出发，如果两大对立联盟一旦形成，双方的领导国家达成妥协和合作的可能性就更小，这是因为两个超级大国容易受到自己盟友利益的牵制，导致外交弹性不足。

中美之间仍有合作空间，如气候变化等。拜登和习近平都强调环境保护和温室气体减排的重要性，以及国际组织的重要地位。然而，如果热点问题造成的紧张态势未能得到有效管控，这些问题将会产生外溢效应，影响双方在有限领域的一些合作。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

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助理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