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报社论

台湾度过疫情百日，本土零确诊已二十多天，社会弥漫着期待解封的情绪。许多人因经济窒息和社交距离之限，物质与精神上皆饱受煎熬，渴望早日松绑。但防疫指挥官陈时中表示，求取疫情和经济的平衡，让社会正常运作的首要前提，是“管制常态化”。

陈时中说，让管制常态化，接着在“可随时收紧”的前提下，松绑部分管制，让民众生活从目前“半正常”走向“三分之二正常”。防疫松绑着眼在经济活动，政府不肯放手的“三分之一不正常”，就是社会管制。换句话说，若无新药与疫苗问世，或者新冠病毒完全退散，人民便无法脱离管制的枷锁。

“管制常态化”，当然与民主体制有扞格。在大疫危机中，人民自动放弃部分个人行动自由，为的是全民共同的健康，不料也因此助长了统治的特权。台湾的抗疫成绩，来自防疫纾困特别条例“空白授权”提供的诸多管制，甚至不乏凌驾宪法的侵权禁令，以及无法源下利用资通科技监控的资讯。

过去一百多天，台湾未发布紧急命令，却对社会进行近似紧急时期的管制和动员。政府不仅剥夺滞留武汉台胞的返家自由，限制医护人员、高中以下师生的出境自由，更征用全部口罩与工厂，禁止出口，不准寄送海外亲人。而外交部却在疫情吃紧之际，大肆进行“口罩外交”，完全重外轻内。更可议的是，直到开始“大外宣”，政府才自曝一月底就展开对民众的电子监控，除了台面上的电子围篱，更全面展开电子足迹搜寻。以防疫之名，老大哥早已侵入千家万户。

当外界质疑防疫政策侵权，政府抬出《纾困条例》和《传染病防治法》，辩称行事有据。事实上，这就是空白授权及扩大解释的危险：当一切裁量根据“人治”，随意收放，任意圈列，这是很可怕的事。面对病毒威胁，一般民众不会同情被侵权者，反而凝聚成强烈的力量支持统治当局。疫情指挥中心则以防疫为藉口，不断配合执政者采双重标准歧视特定对象，甚至将“抗疫”与“反中”画上等号，更配合主政者打击监督政府的力量，这些都是反民主作为。人民一旦习于“管制常态化”，只懂得“顺时中”，民主还回得来吗？

为了防疫，政府采取非常手段自有其必要，但并不表示管制可以无限上纲，或者权力的施用可完全不受监督。国际媒体屡屡赞扬台湾防疫有成，固然值得台湾人自豪，但因此神化执政团队却是夸大其词。为了百日防疫，若自甘放弃民主，岂不愚昧之至？

群众对疫情危机意识抬升了执政者的民意支持度，非唯独台湾如此，不少国家亦然。但台湾民众要更小心的是，蔡政府把短期的“防疫”与长期的“反中”联结得太紧，又不能妥善区隔经济效应与政治后果；一旦短期的防疫结束，两岸关系长期的和平交流会受到什么冲击，将难以逆料。最近各种“正名运动”乘势而起，不论其能否达成，光是台湾内部的互相对抗便会耗掉人们无数心力，增添无限焦虑。疫情过后，这类的政治后遗症将比抗疫带来更多社会分裂。

“管制常态化”不只是法令或技术问题，它攸关后疫时代的民主何去何从。执政者利用危机侵夺人民权利，只要人民因恐惧妥协，管制便日久天长，甚至日后可藉经济、军事或环境等各种天灾人祸，任意扩大“管制常态化”。如此一来，岂不是将民主“非常态化”？

疫情无疑将永久改变现有的社会、经济与世界秩序。当其他国家藉着防疫发展科技，创造新的工作模式；台湾如果只以四百多例的确诊数自得，还在进行口罩、社交活动、电子监控的控制，我们的经济大概只能原地踏步，而民主却可能向后倒退，甚至陷入战争的险境而不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