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路透中文网

作者：沈燕

相较中国年年公布中央地方财政预决算报告，近日中国财政科学院公布的中国政府收入全景图解又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中国的家底，在经济下行压力不减，疫情仍在反复等多种因素影响下，财政收入增速持续下行，支出却刚性不减，使得财政紧运行的态势仍将持续。

而过度使用财政手段将扩大财政风险和公共风险，尤其在国债与地方政府债务偿还期集中在2020-2024年，偿债压力峰值的到来必然会加强财政困境，同时新发展格局下对财政又提出更高要求，在稳经济和防风险间艰难平衡，也让积极财政政策犹如在刀尖起舞。

“把好财政支出关口，加强财政承受能力评估，防止脱离实际、寅吃卯粮，影响财政可持续和稳定运行，给长远发展留下隐患。”财政部官网周五刊登中国财长刘昆的文章称。

中国财长也详述了应对新格局下财政要发挥的作用，同时对可能存在的风险亦做了提示，要密切关注经济社会相关领域的各种风险，增强预见性和主动性，做好相关风险排查、防范和化解工作。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近日发布展望报告指出，2021年的财政政策相比2020年肯定不会再有特别国债的发行，赤字率应该也会从3.6%以上回归至3%左右，地方专项债的发行规模应该也会有所缩量。

野村也认为，除非中国遭受二次严重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2021年将是政策正常化的一年，财政赤字率将从今年的3.6%以上下调至3%左右，地方政府专项债额度则从今年的3.75万亿元人民币下调至3万亿元，并停发特别国债。

财科院周四发布中国政府收入全景图解2020一书，从总体上概析展现了2017-2019年的中国政府收入全貌，涵盖了所有类型的政府收入，包括了税、利、费、债等，从中央到地方实现了全国中央省市区县四级政府多层次的全覆盖，涉及到全省，省本级，全市，市本级、区县六类共计865个政府单元的全部政府收入和债务情况。

“近年来经济下行迭加减税降费，财政形势日益严竣，财政收支矛盾持续突现，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保工资、保民生、保运转问题突出。”中国政府收入全景图解一书称。

书中提到，过度使用财政措施，本质上是扩大政府权力，让更多资源由政府来支配，效率偏低，靠货币、财政政策来支撑的经济增长只能是一时的，代价是经济脆弱性上升与运行效率的降低。

根据财政部公布数据，今年1-10月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8,533亿元，其中，中央收入73,609亿元，同比下降8.7%；地方收入84,924亿元，同比下降2.4%。

财政支出方面，前10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9,439亿元，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27,080亿元，同比下降1.8%；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62,359亿元，同比下降0.4%。

今年由于突发的疫情，民生、抗疫等支出大增，积极财政政策无疑充当了火线驰援的重要角色。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2020年赤字率为3.6%，但若将新增赤字3.76万亿、专项债3.75万亿和抗疫特别国债1万亿汇总计算，实际赤字率将达8.2%。

积极财政如刀尖起舞

纵观中国近年来的政府收入，1992-2013年中国一般预算支出增速连续22年保持在10%，其中八年保持在20%以上，2014-2019年降至10%以内，但仍连续五年高于收入增速，这也导致大部分年份均有赤字。

从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仅为3.8%，低于预算目标的5%，该增速也是1987年以来的最低增速，当年的税收收入增速仅为1%，为1969年以来半个世纪以来最低增速。

同时近年来持续扩大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并未计入赤字，2019年专项债新增发行规模相当于赤字的80%，2020年专项债几乎相当于赤字规模。财政的压力显而易见。

中国政协常委、前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近期表示，未来一段时间财政收支缺口可能还会扩大，当然长期看赤字不可能无限扩大，最终还要收敛，要在空间和结构上优化，支出比例和债务的运用上作出调整。

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财政的表述从“加力提效”改为“提质增效”，去掉了加力也意味着财政蛋糕不可能无限做大，而要更加侧重提高财政支出效率，把有限的财政蛋糕分配好。

集中的偿债期加剧财政风险

此外，从近期爆雷违约的企业债信用债不断增加来看，受疫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及外部不确定性增加的前提下，潮水退却谁在裸泳一目了然。当潜在的黑天鹅无处不在时，防范由此可能引发的金融、财政风险显然也意味着警钟必须时刻长鸣。

尽管企业债与政府债信用度不可同日而语，从2019年的数据看政府的债务率与上年基本持平，但国债与地方政府债偿还时间集中在2020至2024年，地方政府需要发新债还旧债，清偿过于集中将给地方政府增加债务周转压力。

数据显示，国债偿还的峰值在2022年，达2.81万亿；地方政府债务偿峰值则在2023年，为3.47万亿元。

中国政府收入图解全景一书就提到，西部地区负债率显著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处于经济发展水平尚未提升但政府负债过高的阶段。而促进经济发展又需要政府适当举债，西部省份的举债空间正在缩小，经济发展程度与政府债务不适应。

中部地区债务占GDP比重整体安全可控，其中湖南债务率较高，偿债能力有限，东北地区辽宁经济相对落后，加之沉重的养老负担，经济转型困难，政府债务率靠前，限制了政府的举债能力，也提高了举债融资成本。

“2019年各省市公共预算自给率不足50%的有23个，主要集中在西建部和东北，仅八个省市财政自给率高于50%，主要是上海、北京、广东、浙江、江苏、天津、山东和福建”。参与该书编着的财科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副主任梁季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