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日前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及《财政监测报告》三份权威文件中，反复强调了全球债务尤其是政府债务规模激增的风险。按照IMF的最新说法，2020年全球公共债务规模，将达到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等量水平，债务与GDP之比也将创出历史最高位。

统计数据显示，去年全球GDP为87.7万亿美元（约119万亿新元），若今年全球GDP依据IMF的预测萎缩4.4%，GDP则会降至83.8万亿美元。对应的是，全球公共债务规模也将超过83.8万亿美元，债务与GDP之比达到98.7%，为历史最高水平。

纵向上看，与2019年的70万亿美元政府债务体量相比，今年一年公共债务规模净增约14万亿美元，扩身速度同比加快14%；同时GDP占比抬高了约16个百分点，三项指标的年度上升速度，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

对比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由于前者占据主权债务评级的比较优势，同时欧美日的货币进入了IMF“特别提款权”篮子中，对应的政府债券容易受到市场的认可。如同往常一样，今年以来其公共债务的绝对扩张速度与同比增幅，都要快于新兴市场国家。其中美国的公共债务存量规模最大，也是发债速度增长最快的国家，截至今年9月底公债余额达到了26.9万亿美元，占全球政府债务余额的比重超过了32%。

紧跟其后的是日本，政府债务余额为11.3万亿美元，在全球政府债务中占比为13.5%左右。而在新兴市场国家阵营中，位居第一的中国政府债务存量规模为6.3万亿美元，占全球债务的比重为7.5%。

冠状病毒疫情的暴发与蔓延，无疑是各国政府不得不大幅举债的最直接原因。虽然面对疫情，各国均有存量财政资金，通过预算计划可以调配，但相对于对冲疫情所产生的公共医疗卫生保障，以及阻止经济衰退的资金需求而言，则是杯水车薪，紧急举债成为了所有国家的共同财政政策选择。

数据显示，今年前九个月，美国政府的债务增加了3.7万亿美元，欧元区国家债务增加800亿欧元（约1285亿新元），英国借入公债1737亿英镑（约3075亿新元），日本新增政府债务105万亿日元（约1万3578亿新元），中国政府债务余额增加了5.7万亿元人民币（约1万1612亿新元）。按照IMF的统计数据，全球主要国家今年前九个月共计增加了约12万亿美元的政府债务。

一方面是经济大幅衰退所引起的财政收入的锐减，另一方面的公共支出的大幅增加，旧账还没来得及偿还的时候又添新账，国家财政赤字由此快速飙升；其中发达国家最为剧烈。

按照IMF最新一期的《财政监测报告》，今年发达国家的预算赤字与GDP之比将增长11%，其中美国将上升11个百分点至18.7%，欧元区劲升8.2个百分点至8.8%，同时英国升至18.9%，加拿大上升到20%，日本将升至10.9%；再加上新兴市场财政赤字翻番至11%左右，2020年全球政府预算赤字之比，将从3.9%升至12.7%。

动态来看，除中国能够在2020年实现经济正增长外，IMF判断全球所有主要经济体都将陷入负增长，其中美国GDP可能缩水8%，欧元区GDP将出现10%的降幅，英国GDP将萎缩10.2%，日本GDP则可能收缩5.8%；同时新兴市场中的印度和南非，GDP将分别下降10.2%和11.5%，巴西与俄罗斯也会分别出现5.8%和4.2%的负增长。如此境况，决定了经济增长所能营造的政府财政状态改善，以及债务偿还功能将十分的微弱。

而且目前冠病疫情处于第二波蔓延期，未来依旧充满着不确定性。虽然2021年全球经济可能在财政政策刺激下出现反弹，但一时也很难改变经济复苏基础脆弱的局面。在看不到经济增长前景十分确定的前提下，各国都不会贸然淡化财政政策的刺激力度，政府债务规模也就存在扩张的惯性。

继续撒钱救经济

对于美国而言，无论是特朗普连任还是拜登当选总统，新一届政府的首年，为了确保经济“开门红”，都会不遗余力地撬动财政政策的杠杆，超过万亿美元刺激计划的出台只是时间问题。在欧盟，近1.8万亿欧元的欧洲联合援助计划，即将对各国启动支付按钮；同时欧元区的财政部长已经被告知，在2021年保持扩张性政策。

另外，日本新首相菅义伟已经明确承诺，将运用数万亿日元的额外预算，来支持疫情经济。至于新兴市场，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抑或是巴西与俄罗斯，来年财政刺激的节奏，丝毫都不会逊于往年。

进一步拉长时间界面也不难发现，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全球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政府融资，一直就在高速路上快跑，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与各国央行，不断推低货币利率及至今天的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状态，更是让各国政府享受到了低成本的融资红利，同时也刺激着公共举债行为进入亢奋状态。

另外，在面向国际市场的举债行动上，各国政府实际存在着“囚徒博弈”困境。公共举债已经事实上演变成一种对全球金融资源的竞赛行为，只是冠病疫情的暴发，让这种博弈的频率变得更加快捷与急迫。

基于以上判断，IMF预测2021年发达国家政府债务占比，将达到历史新高的125%，同时新兴市场国家公债占比，也将上升至65%；双双不仅超过二战刚刚结束后，1946年的各自平均占比（当年发达国家为124%，新兴市场为47%），同时分别远高于1933年经济大萧条时期（当年发达国家为80%，新兴市场为32%），也大大高出金融危机后2009年（当年发达国家为89%，新兴市场为41%）的水平。

与此相对应，无论是美国还是欧盟以及英国与日本，甚至包括除中国之外的许多新兴市场国家，财政赤字都将齐刷刷地创出历史新高。

但借债是要还的，在财税收入根本无法承接公债还本付息的前提下，主权债务违约就成为了悬在各国政府头上的一柄“达摩克利斯剑”。对于美国来说，美元在全球的信用地位没有受到损害，且美国完全可以通过美元贬值稀释债务负担，发新债还旧债的方式可以持续，其违约可能性也就非常之低。

另外，日本政府的债务占比虽在全球最高，达到了266%，但日本是一个高储蓄国家，而且政府债务主要由日本国内机构与自然人持有，外债占比较低。日本既没有外国人蜂拥而上登门讨债的忧虑，且历来凝聚力很强的日本国民，更不会成群结队地要求政府清偿负债，日本自然就不会出现债务违约的风险。

但是，美国与日本只是两个特列，其他国家完全没有他们幸运。目前来看，全球主权债务的违约风险区，主要集中在部分欧洲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按照欧盟统计局的数据，希腊目前的债务率近200%，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国也超过了100%，而且2020年和2021年又是不少欧洲国家主权债务的偿还高峰期。

同样，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报告，今明两年发展中国家必须偿还约3.4万亿美元公共债务，未来10年至少还有30万亿美元须偿本付息。而且今年以来已有黎巴嫩、阿根廷等国宣布违约或者发生事实违约，在印度等更多国家沦为国际评级的“重灾区”，且后续融资受到阻碍的前提下，不排除主权债务违约阵容存在继续扩大的趋势。

正是基于主权债务违约的聚集与扩散效应，即局部性债务危机会通过全球金融市场放大，进而危及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包括IMF在内的国际社会组织，一直在对全球公共债务的扩张发出警示，并呼吁各国政府将债务规模恢复至正常水平。

眼下看来，这种建议还只是具有理论意义，刺激经济与克服财政拮据，已经很难让各国停下或者放慢发债的脚步，而且即便将公共举债行为导入正常化轨道，也绝非旦夕之事。

动态看来，经济出现预期增长，才是各国政府削减举债冲动的根本，但中长期看，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平均都很难超过2%，新兴市场年均增速最多也不过3%，企图靠经济增长来为债务“减负”的希望其实并不大。

另外，各国政府可以通过结构性改革，如提高向富裕群体和高利润公司征税的比例，以及压缩过高的社会福利支出，但所有这些变革举动，都将遭遇不小的阻碍与羁绊，由此使得各国政府的去杠杆变得十分的痛苦与漫长，并可能倒逼公共举债再度踏入无奈扩身的轨道。

作者是中国市场学会理事，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济学教授，

研究生导师

冠状病毒疫情的暴发与蔓延，无疑是各国政府不得不大幅举债的最直接原因。虽然面对疫情各国均有存量财政资金通过预算计划可以调配，但相对于对冲疫情所产生的公共医疗卫生保障，以及阻止经济衰退的资金需求而言，则是杯水车薪，紧急举债成为了所有国家的共同财政政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