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燕

来源：路透社

如果说后疫情时代中国恢复经济最热的词，“双循环”“新基建”等正当仁不让与”六稳六保“一样成为经济领域的高频词，但其中蕴含的政策新意是脱胎换骨的新理念还是换汤不换药的新瓶装旧酒？答案见仁见智。

尽管二季度中国经济超预期反弹，但眼下外围更趋严竣的外部环境，“去中国化”与“逆全球化”齐舞，中国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并着力开拓经济内循环之路时，如何激发经济内生动力，加快推进改革，才是中国启动后疫情时代经济的根基所在。

“对于处在世界大变局中的中国经济来说，出路在于来一场与世界大变局、疫情大冲击相匹配的改革，并要在改革方式上做一个大的调整。”中国财科院院长刘尚希称。

在他看来，虽然宏观上广义货币增长很快，社会融资规模增长也很快，但与PPI、CPI是不匹配的，明显那边涨得很快，这边反而在下行，实际上呈现为通货紧缩的迹象，所有企业实际上相互受到影响，且在循环中放大，特别是对小微企业的影响可能更大，它们的日子更难过。

刘尚希称，这里面一个大的问题是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的良性循环没有形成，甚至存在反噬的风险。无论对大企业还是对中小微企业，对整个市场主体产业的供应链来说，都面临着巨大的风险。“这是一个宏观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体制机制问题，很多改革举措就像是拳打在棉花上。”

前重庆市长的学者型官员黄奇帆在其如何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的文章中提出的第一条就是，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要以稳定市场预期、提高社会资本投资积极性为着力点。

他指出，企业家愿不愿意扩大再生产、愿不愿意从事创新性的冒险活动，与其对经济的预期、市场竞争是否公平、产权是否得到有效保护有关。

“当前，广大中小企业受疫情冲击最为严重，各级政府在开展“六稳”“六保”中最为关键的是要采取措施稳定民营企业家的信心、营造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预期。”黄奇帆文章称。

本周一的国常会上，中国总理李克强指出，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但不搞大水漫灌，而是有效发挥结构性直达货币政策工具精准滴灌作用。并强调“确保新增融资重点流向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当天会议要求进一步落实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政策措施，助力市场主体纾困发展。

得益于中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发力，中国公布的二季度GDP同比增长3.2%，远超市场预期。但从生产消费的供需两端看，供给回升远超需求。

这是在今年中国政府出台大规模减税降费达2.5万亿元人民币，要求金融机构让利1.5万亿元，同时发放消费券等一系列刺激消费举措之下的成绩。但这些让利的部分对实体经济的支撑力度有多大及能持续多久似乎难以量化。

“政府发消费券，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小微企业，但这种拉动作用是一次性的。市场的扩大是由政府通过消费券外部推动的，它不是一种内生的力量。最根本的办法还是要改变大家对就业的预期，对收入的预期。”刘尚希称。

他将中国经济在疫情后的反弹比喻为“弹簧效应”。意味着早期弹簧被压得越重，一旦回弹幅度也会越大。这解释了中国经济在今年二季度出现的超预期反弹--同比增长3.2%，环比实现10个百分点的增长，也预示了未来一段时间的可能走势--不会再有超预期的情形发生。

中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在此前的发布会上提到，今年的投资和以往相比，最大的特点是没有采取“大水漫灌”那种强刺激。促进产业升级发展是投资政策中的重要方面，民生领域投资增长也比较快。

数据显示，1至7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8%，社会领域增长8.7%，上半年新型基础设施的投资增长态势比较好，新建5G移动基站数量超过20万个，包括信息领域投资增长也在两位数。“这些投资对于当前稳定经济，对于未来发展都会起到良好的作用。”付凌晖称。

只是在政府部门各自为稳经济表功罗列的一堆亮丽数字背后，后疫情时代如何衡量和评价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学者和官员的结论也是大相径庭。

北京民营经济发展促进会会长、十一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贺铿就认为，中国的核心经济问题并未解决，关键问题是GDP分配结构失衡。宏观经济的根本问题是要调整这个结构，要适当地控制基本建设的规模，要让居民收入增长更快一点。

“如果今年不发生新冠疫情，明年经济增速可能低于6%。这意味着，从2010年以来经济持续下行并没有得到改变。”贺铿称。

他认为，1998年中国开始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每年最终消费率平均下降1.2个百分点。世界平均最终消费率是65%，1998年中国是62.9%，和世界平均数差不多，但一实行这个政策，2010年最终消费率降到45.5%，比世界平均数据低了将近20个百分点。

在这些专家看来，要解决中国经济结构的失衡问题，只有加快改革打通影响资金、土地、人才等生产各要素正常流动的行政及各方面的梏锢，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7月底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坚持结构调整的战略方向，更多依靠科技创新，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

中国将于今年10月召开十九届五中全会，主要议程就包括研究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综上不难看出主打经济内循环，依靠科技创新实现中国从制造业大国到强国的发展脉络相当清晰。

尤其是面对不期而至的疫情以及由此带来混乱的世界格局，“去中国化”升温潜藏的危险，更突现中国强调“六稳六保”后的深刻现实含义。而依靠内循环打通中国经济脉络背后的内涵无疑更深刻。

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在近期召开的“亚布力武汉特别峰会”上，就目前热炒的“内外双循环”之说发表意见称，首先不要以为“外循环”不重要。对外开放并参与全球经济大循环，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成功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全球很大，我们应该有更多的朋友，应更加的开放和包容。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应该更加负责任，作为一个企业更应遵守全球的规则，去跟全球最好的企业合作。”郭广昌称。

在他看来，一个国家的上述能力恰恰应该是赋能在企业身上。“美国的强大，很大原因在于他具有一批在全球有技术优先、有话语权的强大的全球企业。所以我们要参加全球外循环，很重要的是要有一批这样的企业。我们这样的企业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近期一篇盘点中国严重依赖进口的20项产品的文章亦引发业界忧虑，其中有关乎中国工业命脉的核心产品，也有和生活息息相关的工业零部件，包括高端数控机床、芯片、光刻机等等。也在提醒中国目前只是制造业大国却非强国。

商务部原副部长、中国贸促会原会长姜增伟近期在中国经济交流中心举办的一个在线会议上指出中国经济目前的问题，包括消费不足，过于依赖出口；供给结构失衡，尤其是在高端产品方面有明显的短板，供给需求不匹配等。

如何释放经济潜能，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的药方是：要实现稳增长、防风险的长期均衡，必须继续完善宏观调控的跨周期设计，把握好政策力度，守住底线，扩大消费与投资，稳就业、稳外资的平衡，充分释放国内的市场潜能，依靠改革来应对变化与危机。

“改革开放不要让别人觉得你老是想往回退，现在许多人认为中国的改革是往回退...中国民营企业的根本问题也是没有信心。要给市场给企业一种信心，关键在于改革”。一位不具名的前官员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