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透北京5月11日 - 无论是事隔13年中国今年将要重启的发行特别抗疫国债，抑或大规模增加的专项债和地方政府债，且不论有多少是可以计入财政赤字的统计口径，巨大的资金缺口注定中国今年财政背负沉重压力。

在中央政府要求积极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稳健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的大框架下，”六保“底限思维的“钱从哪来”显然也是见仁见智，并引发近期财政与金融专家们对财政赤字货币化讨论，而背后到底是学术之争还是部门代言？

从更高的层面来讲，财政赤字、国家债务以及央行发行的货币都是基于国家信用，在这点上是相同的。

“可以用发行特别国债的方式，适度地实现赤字的货币化，把财政和货币政策结合成一种新的组合，以缓解当前财政的困难，也可以解决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的问题。”中国财政科学院院长刘尚希近日撰文称。

在他看来，当前面临新的条件，包括疫情，也包括全球的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高债务、高风险的“三低两高”的新态势。无论是量化宽松还是低利率，都没有刺激起通胀，表明现在的通胀机理已经发生了较大改变，“货币数量论”已经过时了，以货币存量来衡量宏观杠杆率已经不合时宜。把宏观杠杆率（货币存量比GDP）的上升视为宏观风险上升，可能是一个误判。

在这种新的条件下，是否可以考虑财政赤字适度货币化？根据当前“六保”的要求，既要针对市场主体，又要针对社会主体、家庭、个人、医院等等，对冲风险需要比较大的力度。面对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需要前所未有的政策来匹配。

“我认为，特别国债的预算规模可以考虑达到5万亿，分次发行，央行扩表，零利率购买。实际执行下来，可以小于5万亿元，但基于当前市场悲观情绪蔓延，预算规模可以大一些。政策力度大，更有助于提振信心。”刘尚希称。

在适当的时候央行可以缩表，以防资产泡沫。缩表时，可以考虑将特别国债卖给商业银行。这是一个无风险资产，卖给商业银行可以调整它的资产结构，通过财政途径发出去的货币可以回收。

“即使有通胀问题也有办法对冲，货币发行引发通胀有滞后性，可以打时间差，不影响在一定规模、一定程度上进行赤字货币化。至于法律的限制可以由人大特别授权来解决。”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刘尚希称。

4月17日的政治局会议就指出，要以更大的宏观政策力度对冲疫情影响。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提高赤字率，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真正发挥稳定经济的关键作用。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运用降准、降息、再贷款等手段，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贷款市场利率下行，把资金用到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上。

原本定于今年3月3日和5日召开的两会（政协和人大）因疫情推迟。4月底召开的中国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表决通过，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将于5月22日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建议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于5月21日在北京召开。

如果说2020年中国经济的上半场主打抗疫战并获得阶段性胜利，那么5月下旬召开的中国两会就料将围绕“六稳与六保”的底限思维布局中国经济的下半场。在财政货币政策双松已无悬念的大前提下，无论是赤字率的提升抑或专项债规模的扩大都更像是对既成事实的“背书”。

不过，前财长楼继伟就不赞成由央行直接购买国债的作法。在他看来，央行直接购买国债是违反《人民银行法》中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规定的。总之，无论是特别国债的性质、还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基本的原则还是要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