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政府基建投资比重较大，但公共设施投资和公共消费比重较低。比如全国医院数量，从1978年的9,293个增长到2018年的33,009个，扩大3.55倍，但同期GDP增长240倍。二者增幅落差明显，这说明中国公共卫生投资明显不足。2018年，中国公共卫生领域的财政支出1.6万亿元，仅占GDP的1.7%。

曾担任过重庆市委副书记和市长的黄奇帆一直被视为学者型官员。他撰文称，国家需要大力加强公共卫生、传染病防治领域的供给侧全面改革，解决该领域的方向性问题、系统性问题、基础性问题，让该领域成为推动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另外，要尽快解决公共卫生与防疫人才不足的问题，最长远有效的方法就是办教育。

他建议各级政府在今年制定“十四五”计划时，一定要充分重视公共卫生与防疫基础设施、运营体系、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投资与管理运营规划，从中央到地方花上2,000亿-3,000亿元把整个中国的公共卫生系统的短板给补上。要意识到投资公共卫生类基础设施对GDP的高效率拉动作用--只要规划合理、落实有力，这个投资将会是中国经济全面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标志。

政策精准加力只救急，改革提速才能治本

尽管眼下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同等重要，而防控的重点亦落在防范输入性病例，但疫情对中国经济社会影响的方方面面已经体现，尤其是一季度惨淡的经济数据已成定局。确保“六稳”积极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稳健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时，危中找机显然更需要直面改革深水区，加快社会治理领域、土地、劳动用工、社会分配等多方面的改革。

“我们的宏观、中观、微观政策始终都要把保民生、保就业放在首位。我相信两个月、或者3个月的肺疫，不可能动摇经济的基本面。只要我们的工作重心适时调整到抓防控促生产上来，形势一定会很快好起来。”贺铿称。

在刘世锦看来，危中之机非过量放水，而是实质性深化结构性改革。一种需要避免的情况，是宏观政策上借机过量放水。疫情发生后，各级政府出台了不少政策措施，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减压纾困。这对稳定人心、稳定预期是完全必要的。

“但也有一些呼声，实际上是借机搞大规模刺激政策。这类政策效果已有过很多讨论，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实际问题，而且副作用很大。“刘世锦称，这次疫情确实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深层矛盾问题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反思、纠错、改革的机会。

应当把危中之机重点转到实质性深化结构性改革上。疫情反映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公共卫生领域供给能力不足，既表现在应急状态，也表现在平时。以后的政府财政投资，重点要去回补包括公共卫生在内的民生领域的欠账。

此外，应推出一些大力度的有利于释放增长潜能的改革举措，比如促进城乡之间人员、土地、资金等要素双向流动，重点推动城乡结合部的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既要让农民进城，也要允许城里人下乡，加快大都市圈基础设施网络和小城镇建设；加快放开放宽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通信、金融等的基础产业领域的市场准入，在打破行政性垄断、促进竞争上，有一些标志性的大动作；在教育、医疗、文化、娱乐等领域加大对外对内开放的力度等等。

“疫情进一步显露了中小微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和脆弱性。近期一些救助小微企业的政策，如税费减免、五险一金免交或少交等，在协调完善的基础上，可以考虑转化为长期性政策。“刘世锦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