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刘燕婷
美籍巴勒斯坦裔学者萨伊德（Edward Said）在1978年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里提到—所谓“东方”，其实是“西方”建构出来，好加以支配、宰制的概念。然而，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们仍无法摆脱东西二分的世界观。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国际颳起批判思潮，后现代、女性主义、后殖民理论层出不穷，“东方”虽得以由客体回归主体，但脱离西方霸权话语的东方该如何自立，仍是未解之谜。随着世界政经情势变化，西方近来也面临了类似的挣扎。
2月14日，第56届慕尼黑安全会议（慕安会）在德国召开，70多国政要共聚一堂，探讨今年的主题—“西方失势”（Westlessness）。议程紧扣四大问题：世界是否变得愈来愈不“西方”？西方本身也不“西方”了吗？“西方”退出诸多监管机制意味着什麽？“西方”对日益激烈的大国竞争意义为何？
就像“东方”无法自立而生一般，会上讨论的虽是“西方”问题，却屡屡将中国卷入辩论之内。往复之间，既突显中国地位的今非昔比，也揭露东西二分的深层矛盾—东方虽受西方轻视，但若没东方可对比，西方便优越不起来。
内部分歧尽现人前
自1963年首次召开以来，慕安会便一直是国际安全论坛的重要阵地，早年多由北约与欧盟成员国参与，直到冷战结束后，东亚、中东欧各国才陆续加入。
然而，论坛虽于2011年促成美俄交换《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 START）批准书，象徵冷战后的新和解，但此般氛围如今已不多见，取而代之的是满场自我怀疑与猜忌疏离。
会议开幕后，欧美跨大西洋联盟内部的战火瞬间开打—先是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批评美国“未尽国际责任”，接着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马上反驳“跨大西洋联盟的死亡被严重夸大了，西方正在获胜”，没想到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随即反呛“西方已快撑不住了！”从华盛顿到柏林与巴黎的距离，或许从没像现在这么遥远。
上述便是“西方失势”的原因之一—立场分歧。在慕安会的透视镜下，各国脣枪舌剑、光影驳杂，隐约折射出对跨大西洋联盟的三种态度：其一，是法国所代表的欧洲独立愿景派；其二，是波兰等东欧国家象徵的反俄亲美派；其三，是以德国为首，提出反思，但仍犹豫不决的徘徊派。而在这三大派中，又以法国立场最为鲜明。
马克龙首先批评“美国优先”一意孤行，损害欧洲利益；接着又强调欧洲不能只有大西洋战略，还得要有独立于美国与北约的欧洲战略。这虽然是少数声音，却其来有自。自苏联瓦解之后，欧美的共同敌人一夕消失，所谓共同利益自然也打了折扣，双方在中东、地中海、东亚的立场分歧日渐明显，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双方关係更是急速恶化。例如2019年，美国突然宣布要从叙利亚北部撤军，马克龙便愤而脱口称“这是北约的脑死亡！”2018年，特朗普单边撕毁伊朗核协议，更让其余欧洲国家疲于奔命。
马克龙此次发难用词虽稍有收敛，但仍相当不给美国面子。其先是强调北约与欧洲战略是欧洲安全的两大支柱，还公开邀请德国参与跟法国核武相关的战略对话，企图藉本身的核资产，争取重塑欧洲主权的代表性。
自由主义摇摇欲坠
“西方失势”的另一根源，则在于自由主义的摇摇欲坠。若撇除地理、人种与文化侷限，所谓“政治上的西方阵营”，往往是指称奉行自由、民主、人权，以及所谓“普世价值”的国家，然而，这种“西方”的优越感却在近年跌到谷底。
2010年，中东爆发阿拉伯之春运动，欧洲各国多称许这波反政府示威潮；然而，自叙利亚内战爆发后，雪崩般的难民潮先是涌入南欧，又接连渗入西欧与北欧，舆情终于起了变化。以德国为例，总理默克尔原本主张尽可能收容难民，没想到最后却爆发了2015跨年夜大规模性侵事件，其中受害者超过1,200人，参与嫌犯高达2,000人，而且多是来自中东的阿拉伯裔难民，民众得知后激愤不已，不仅纷纷要求默克尔下台，整个社会也陷入更严重的撕裂。
在难民潮的拷问下，欧洲的政治传统、财政体系与社会稳定身受重伤，最后不仅促成了民粹与极右政治家的崛起，更间接导致英国脱离欧盟。
放眼欧洲，匈牙利总理欧尔班（Viktor Orban）、法国国民联盟领袖玛琳勒庞（Marine Le Pen）、意大利联盟党党魁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和波兰法律与公正党党魁卡钦斯基（Jaroslaw Kaczynski）等极右领袖皆有一定声望；反观默克尔、马克龙等传统政治菁英，不仅要处理国内的经济衰退，还要应付反伊斯兰、白人至上主义的反扑，左支右绌，又左右难为。
归根究底，“西方失势”最根本的问题，在于阵营对内原有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衰弱，对外战略又是美欧各国立场不一，等于在身份认同危机下，还得面对兄弟阋墙，自然身心交瘁。但原本强大的西方之所以走到今天这般境地，也与东方地位变化有关。
西方过去一度垄断世界经济与科技话语权，但如今中国迎头赶上，便压力倍增。此外，在金融海啸与欧债危机后，各国也不再枪口一致对准中国，反会在某些议题上寻求与中国合作的机会，所谓的团结从而有了破口。正是这种选择性骑牆的举动，引发了美国忌惮，故而屡屡标举“中国威胁论”，一来遮掩自身污点，二来塑造团结。
例如此次慕安会，中国电讯商华为便明显成了美国转移焦点的箭靶。先是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Nancy Pelosi）在2月14日表示“华为正在输出数码专制主义，倘若你选择人权与自由，就不要用华为”；此番言论引来与会的中国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傅莹即席质问，“中国引入微软、IBM、亚马逊等西方技术后，仍保有自己的政治体制，并无受到威胁。为何华为的5G就会威胁西方政治制度呢？你真认为民主如此脆弱，华为区区一家高科技公司就能威胁到它？”
无独有偶，蓬佩奥也与中国外长王毅在2月15日的会议场地短暂隔空交火，前者直指中国的高技术企业是情报部门的“特洛伊木马”，后者则以“这些指摘都是谎言”加以回击。讽刺的是，近来《华盛顿邮报》才踢爆，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和德国联邦情报局（BND）联手操控瑞士加密通信设备公司Crypto AG数十年，共窃听超过120国的机密情报；更讽刺的是，即便美国已不顾形象大声疾呼，英法德仍不打算跟近，英国甚至在1月底宣布，要让华为参与英国的5G建设。
在西方以“普世价值”掌门人自居的年代，“中国威胁论”市场大好，彼时西方做什么也有免死金牌，即便其主导的国际秩序本质仍是强凌弱、众暴寡，却仍能享受政治正确的前呼后拥，只因在其强大的经济基础上，漂着一团虚无缥缈的价值承诺—对自由民主与人权的坚持、对经济市场的维护、对国际合作的倡议。但倘若承诺无法兑现也不要紧，只要塑造一个更邪恶的敌人即可。
于是，中国屡屡成为西方箭靶。从西方媒体对新疆再教育营的报道，到造谣中国政府“大举监禁”加拿大人以报复孟晚舟案等，种种夸张叙事层出不穷，有效遮掩自己的表里不一。在慕安会上高喊“藉对话建立和平”，但所谓的“对话”往往不是实施经济制裁、发动战争，就是资助恐怖主义；所谓的“和平”其实也只有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才配用这个字。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西方”长年挟船坚炮利，漂浮在含糊、华美的词藻之海上，但自其以解放为名，行市场宰制与资源掠夺之实起，便落入了“西方失势”的诅咒中—当西方政经实力不再，甚至遭遇难民危机等困境反噬，这片词藻之海便很容易一夕虚无，从而令西方丧失道德优越，瞬间搁浅。到头来，真正威胁西方的不是中国，而是他们经济疲软下的离心离德，以及言行不一的道德标准。
在全球化时代，人类命运休戚与共，无人能置身事外，此次中国的新型肺炎疫情便是最写实桉例。西方过去沉迷于冷战对峙，而今又将中国想像为与对立的客体，却恰恰忘了，这个世界本可无分东西。与其有精力在东西分野上纠结苦恼，不如放眼天下，设法共享跨越东西的合作机会。放下意识形态，精进治理，方才务实，毕竟西方为小，世界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