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路透社

作者：沈燕

上周五中国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与周日召开的推进疫情防护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两次高层会议上，均要求积极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稳健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表述较此前明显加力，突现中国确保稳经济的“六稳”工作的迫切性。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日指出，新冠肺炎疫情不可避免会对经济社会造成较大冲击。要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继续研究出台阶段性、有针对性的减税降费政策，帮助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灵活适度，用好已有金融支持政策，适时出台新的政策措施。

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随着疫情形势的渐趋好转，政策重心也在逐渐转移，在防控疫情的同时稳经济压力也在加大，尤其是今年中国要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以及完成“十三五”规划。严竣形势下对积极财政政策的要求是更加积极，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将重回大水漫灌、资金闸门大开以及大搞基建、大幅提高债务率以刺激经济的传统老路上去？答案似乎并不尽然。

中国央行副行长陈雨露周一称，当前中国货币政策的政策空间和政策工具是充足的，稳健的货币政策将更加灵活适度，继续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通过政策利率的引导作用让整体市场利率继续下行，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

上周六央行副行长刘国强表态坚决不搞大水漫灌，保持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与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增速基本匹配，中国宏观杠杆率不会再出现大幅上升的情况，将保持基本稳定，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适度。

相较总量调控的货币政策，更侧重结构调的财政政策，积极的姿态已持续了多年。去年完成大规模减税降费逾2万亿人民币，今年年初抗击疫情财政全部兜底又是一笔大支出，地方债额度亦是提前下达并促其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已经殚尽竭虑且很积极的财政政策怎样才能更加积极？而更加积极的含义是否意味着今年的赤字率将会突破3%的警戒线？

答案显然也不确定。由于原本定于今年3月召开的两会可能因疫情推迟，这也意味着无论是今年包括GDP一系列经济增长目标、赤字率和财政预算报告等都将悉数推迟。而突发的疫情对经济造成的停摆伤害显然也意味着最初设定的年度经济目标可能会有所调整。

上周五的政治局会议强调，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不会改变，要打好“三大攻坚战”、全面做好“六稳”工作；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发挥好政策性金融作用；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缓解融资难融资贵。

中国财政部此前发布公告称，为加快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使用进度，经国务院决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财政部提前下达2020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8,480亿元，加上此前提前下达的专项债务1万亿元，共提前下达2020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18,480亿元。

财政部部长助理欧文汉周一表示，截至2月23日，各级财政共安排疫情防控资金995亿元，其中中央财政共安排255.2亿元。同时还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包括加强重点物资供应，强化医务人员激励，实行鼓励社会捐赠的税收优惠，建立政府采购“绿色通道”等。

紧财政下积极财政政策如何才能更加积极有为？

对于正处三期叠加的中国经济而言，尚未摆脱下行轨道，今年初全面爆发的疫情显然是雪上加霜。全民抗疫不仅是对中国国家治理和公共医疗体系的大考，更是对危急时刻国家财力强弱的实测。

中国金融40人论坛周一发布“对症下药应对疫情冲击下半场”的报告称，疫情冲击下，一季度名义GDP同比增速会有显着下滑。并建议尽快发行特别国债弥补政府收支缺口，与时俱进地调整房地产信贷相关政策。

据财政部副部长余蔚平在此前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截至2月13日中国各级财政共安排疫情防控资金805.5亿元，实际支出410亿元。还出台一系列财税支持措施。包括对确诊患者个人负担费用实行财政兜底，中央财政补助60%；对疑似患者，由就医地制定财政补助政策，中央财政视情给予适当补助等等。

同时为帮助中小微企业，中国出台阶段性减、免、缓交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举措。余蔚平就表示，这次出台的减免社保费的政策，预计减负约6,000亿元。与此同时，中国还要确保养老金的定时足额发放。

相较突出疫情的财政应急性支出，老龄化社会需要财力保障，稳经济的项目投资需要财力保障，是次暴露出的公共卫生短板也需要财力保障并弥补，社保、民生等等一系列支出均需要财力保障。这对于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仍需继续减税降费的积极财政政策显然是极大的考验。

近期中国财长刘昆在求是杂志撰文，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大力提质增效，突出结构调整，是进一步缓解财政收支矛盾，实现财政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财政收入增长动力会减弱。减收对支出的影响，各级财政程度不一。一些地方收支矛盾更为突出，有的财力紧张，资金使用固化、僵化问题不同程度存在，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面临困难。"文章称。

今后一段时间，财政整体上面临减收增支压力，财政运行仍将处于“紧平衡”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单纯靠扩大财政支出规模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行不通，必须向内挖潜，坚持优化结构、盘活存量、用好增量，提高政策和资金的指向性、精准性、有效性，确保财政经济运行可持续。

在该篇详细阐述财政收支紧平衡的状态下积极财政政策如何提质增效，强调要量入为出，更要强化风险意识，用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既警惕本领域的风险，也防范其他领域传导过来的风险。要有效防控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等。背后隐含着了“不当家不知财米贵”的艰难。

2019年，中国出台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措施，全年累计新增减税降费远超2万亿元，占GDP比重超过2%。今年则是继续落实减税降费举措。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就撰文称，中国现阶段发展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不仅有需求问题，还有供给和结构性问题。如果按照老一套，仅仅去调整需求，财政政策发挥的作用将远远不够。赤字率、债务率问题的出现，就是因为只用需求管理来认识和理解财政政策，从而产生了一些不恰当的财政主张。

他认为，面向未来，中国的财政政策应该及早从需求管理的框架中摆脱出来，否则必将与现实背道而驰。从需求管理转向供求管理，是财政政策的一个进步，但仍有不足，因为供给侧的问题从根本上还是经济和改革问题，只有财政政策从需求管理转向风险管理，降低生产和生活成本，降低公共风险水平，才能为发展注入更多的确定性，才符合现代财政的基本功能。

“中国目前已经处于需要整体性协调发展的阶段，仅靠GDP已经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这就如同一个人，既要长个子，也要增长经验、知识和能力，否则个子虽大，但心智不健全，这样的人也不正常。事实上，正是因为缺少整体性协调发展，未来又产生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刘尚希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