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时间”和“资本”的意义再审视

现代经济社会的一大特征是精确的时间记录，其意义为确保经济活动的可预期性，为经济个体提供规模化的产品和服务。其本身为现代化的经济生活秩序的产物，适用于“正常的”经济状态——显然不是中国目前所处的抗击疫情非常时期。当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打破了现代经济发展的节奏时，“经济时间”的意义必须要重新审视。

对于“资本”的意义同样需要重新思考。资本的广泛形式——包括人力、机器设备、房产和金融贷款，由于为经济活动提供了必要的生产要素，理应获取对应的回报。但考虑到目前的实际情况，资本的循环过程明显放缓甚至停滞，资本的产出功能阶段性失效，在最近这可称为“非经济时间”的特殊阶段，“非生产性”资本的相应增殖回报是可以考虑豁免的。

如果资本方照常要求足额增殖回报，包括商业银行对最近期间的贷款充分利息和商业地产对出租使用人足额收取租金，在法理上亦可能存疑。因在债权债务人签订的合同中，一般会有“不可抗力因素除外”的豁免条款。在我国长期经济生活实践中，系统性地出现“不可抗力因素”的情形极为罕见，而目前内地31个省区市均已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包括湖北等地区已进入到抗击疫情的“战时状态”，这实际上或已触发了“不可抗力因素”的豁免机制。

阶段性的“资本增殖豁免”将会给企业和居民部门以喘息之机，而这至关重要。这将会利于经济体系复苏，避免系统性地陷入债务泥潭，从而给每一个经济主体创造出正的外部性效应。企业会因为成本的节省而获得生机，居民部门会因为房贷压力的缓解而提升对企业灵活支付工资方式的容忍度，而帮助企业就是在帮助企业的工人自己。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在这个方案中是利益牺牲者吗？从短期收益的角度看，可能是，但请记住“资本增殖豁免”同样也可以适用于商业银行的债权人，因此银行也节省了部分成本，同时，企业和居民免于陷入困境意味着其资产质量的提升，同时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风险得以控制，金融机构同样受益于“资本增殖豁免”的方案。

此外，如果上述“经济时间”的分析成立，国家统计部门面临的困境亦将得到破解，因为对疫情期间的经济数据可以考虑调整统计取样方法。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如果能对疫情期间的贷款利息予以豁免，则相当于达到了央行所要求的“降低实体企业利息负担”的效果。同时避免了央行被迫动用降息等利率工具，这种政策上的主动姿态，对于稳定经济主体的信心，稳定物价预期，都具有积极意义。

阶段性的“资本增殖豁免”方案需要自上而下的协调部署

系统性的经济问题必须用系统性的方案来解决应对，而阶段性的“资本增殖豁免”方案的实施离不开政府部门的支持和部署。

分散的经济主体之间逐一协商利息和租金减免，会产生极高的交易成本，包括信息获取成本和时间成本。同时商业银行和房地产企业未必愿意采取部分损害短期利益的行动。而在部分企业已经在主动宣布费用减免的当下，尤其应该避免的是道德风险的存在会使得作出短期利益牺牲的企业受损，而倾向于短期自利、不愿意让渡短期资本收益的企业反倒获利，这种“好人受打击”的逆向选择效果将会破坏行业整体的价值导向和风气，不利于方案的实施，继而不利于实体经济的稳定，金融资本将无意识地完成对实体经济的“杀鸡取卵”。

故而“资本增殖豁免”的方案应当是由政府相关部门、监管部门和行业协会主导和参与的，自上而下推动实施的整体行动方案，而不是仅靠部分企业自发进行就能取得成功效果的。这需要得到金融机构和房地产企业的广泛支持。正如...主席强调的“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和宗旨”，其蕴含的丰富理论内涵表明，通过服务实体经济，使实体经济免于衰退的风险，金融体系将避免自身的重大风险。

我们每个人都不愿意见到那些有着良好产能的工厂、那些有着优秀潜能和才华的人们，在经历了瘟疫灾难后，又要遭受倒闭、破产甚至流离失所的命运。而实体经济所遭遇的潜在困难是实实在在摆在眼前的。阶段性“资本增殖豁免”将有利于企业和居民部门，有利于实体经济的活力恢复，有利于金融系统的稳定。或许这在西方经济体中是异想天开的无价值方案，因为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资本增殖”是其政治经济体系不可动摇的核心根基。但在中国，笔者相信这个方案有成功的希望。因为“一切为了人民”。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编辑徐瑾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