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燕

中国正努力依靠稳投资、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以应对经济下行的压力。曾担任过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贺铿认为，畸形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导致中国经济内生动力不足，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刻不容缓。

他在接受路透专访时表示，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原因是多方面的，中美贸易磨擦只是原因之一，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宏观调控未塞其弊之源以及“民营经济退场论”的思潮影响。

“本轮经济下行始于2010年，是长期实行积极财政和土地财政的结果。由此严重扭曲了国民经济的分配结构，导致内需严重不足。再加上人民币单边升值的错误倾向，导致出口困难，外需疲软。人民币单边升值对珠三角、长三角的企业影响很大。”贺铿称。

他分析指出，由于一直实行积极财政，扩大投资，到2010年前后，中国“最终消费率”由实行积极财政的1998年的62.9%降到了50%以下，平均每年下降1.2个百分点。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5个百分点，比美国低20个百分点。

生产的财富(GDP)超过一半变成了资本回收期极长的高楼、高铁、地铁、高速公路和机场。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不匹配。畸形的国民收入分配比例，导致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断降低。

他指出，拉动经济增长有“三架马车”，即消费、出口和投资。投资增量是由消费增量和净出口（即顺差）增量决定的，公共投资是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经济规律不可违背。

“但是我们没有人研究它们之间决定与被决定的客观数量关系，而是一味加大投资一架马车促增长。试问：如果消费和净出口疲软，企业家为什么要加大投资？”贺铿称。

政府大搞公共投资，大修高铁、地铁和高速公路，钱又从哪里来？于是中央政府一味扩张财政，扩张银行贷款，地方政府拼命卖地，盲目发展房地产。其结果必然是最终消费率不断缩小，房地产等资产泡沫不断扩大。居民债务、企业债务、政府债务不断增加。经济杠杆不断加大。乃至现在累积的经济风险因素已经到了可怕的程度。

他以2018年数据为例，50家房企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高达80-90%，快资不抵债了；50个典型城市房价收入比比4-6合理区间成倍的高；房地产巿值是GDP的五倍。

他认为，上述情况中央是清醒的，因此提出要降杠杆，防风险。最近又强调要“拓展扩大最终需求”。但实际上不少地方政府并不清醒，总是把希望寄托在中央的积极财政和发展房地产之上。

“大家都清楚，2010年经济调头向下，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2008年秋的‘四万亿’计划。”贺铿称。

北宋政治家欧阳修说：“善治病者，必医其受病之处；善救弊者，必塞其弊之源”。将此思想应用到当前的宏观调控，就必须针砭时弊，塞其经济下行之源。

他认为，要釆取措施，着力调整GDP分配结构失衡问题，努力改善企业环境，减轻企业负担，增加居民收入以扩大最终需求。

中国总理李克强周三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表示，坚持实施稳健货币政策并适时预调微调，落实降低实际利率水平措施，及时运用普遍降准和定向降准等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将资金更多用于普惠金融，加大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寻找解决之道

中国今年确定GDP增长目标是6-6.5%，二季度GDP同比增长6.2%，这是自1992年有纪录以来的季度GDP最低值；上半年GDP同比增长6.3%。

要应对经济下行压力，阻止目前的经济下行，贺铿认为不能片面依靠扩大投资，依靠房地产，也不能一直扩张财政，而应坚定实行供给侧改革，让市场在组合生产要素中发挥主导作用。

“坚定不移地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善经济增长质量，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根据专家研究，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目前只相当美国的43%，说明生产要素组合不合理，经济增长中科技含量不高，应该尽快扭转。”贺铿称。

同时继续实行减税降费政策。要千方百计减轻企业负担，改善营商环境，确保居民收入增长。要相信“供给创造需求”的道理。

还要研究实行预算赤字削减计划，执行灵活的货币政策。金融要切实为实体经济发展服务。切实把资金从房地产市场或者其他的资本市场赶出来，让它进入实体经济，决不允许资金脱实向虚。还要大力扶持发展民营经济，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我相信，按上述路径，经过几年努力，类似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高增长 、低通胀、低失业率的新经济时代一定会到来。”贺铿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