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宇、陈达飞：高质量发展一定是供给侧的，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定是创新驱动的。但若需求才是经济的短板，那供给只有在反作用于需求的时候，才是有效的。
时下中国，经济改革领域，只要被冠之“供给侧”之名，便有种高大上的感觉。
在经济学理论中，一谈到“供给侧”，第一个想到的应该是提出“萨伊定律”（Say’s Law）——“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政治经济学概论》，p. 152）——的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1767～1832）。由于生产即供给，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1773～1836）将其诠释称“供给创造需求”，而后便一直沿用至今。
萨伊生活在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1803年，他出版了代表作《政治经济学概论》，除绪论外，全书分3个部分，分别阐述了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他将自己视为亚当•斯密理论的解释者，而且认为斯密的理论经过他的解释而变得更加系统化。
萨伊的经济理论是其政治或政策主张的武器。众所周知，斯密是古典经济学的开山鼻祖，其基本主张是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去调节行为人的经济行为。萨伊继承了斯密的衣钵，肯定了只有在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条件下，生产三要素（劳动、资本和自然力）才能发挥其最大生产力。在讨论影响生产的各种因素时，萨伊着重反对拿破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认为“干预本身就是坏事”，“利己主义是最好的教师”，这就像斯密关于面包师、屠夫和酿酒师中所表达的一样。稍作延伸，便知他的言外之意是，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人们在自利心的驱使下，会自发组织生产，而生产本身会创造需求，从而不会出现普遍过剩的现象。这样一来，政府也就没有了干预经济的现实基础了。换成现在的流行说法，就是政府没必要进行逆周期调节（lean against the wind）。
在萨伊的逻辑里，货币被视为“价值转移的手段”。对于有些人将产品过剩归因为货币短缺的说法，萨伊认为是错误的，是庸俗的。从而，任何商品能否被销售出去，关键不在于转移的中间过程，而在于转移的终点，即其他产品。所以，萨伊的结论就变为：“一种产物一经产出，从那时刻起，就给价值与它相等的其他产品开辟了销路”。
现在看来，萨伊的论述，即便能说是逻辑自洽的，但由于其抽离了现实中的诸多元素，对现实经济的解释力也是不够的，比如1929-1933年的大萧条的发生，就至少部分宣告了萨伊定律的破产。这是因为，货币远不止发挥交易媒介这一种职能，还有价值储藏等。即使货币不能解释所有的生产过剩行为，但至少在凯恩斯所描述的“流动性陷阱”中，它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流动性陷阱出现时，货币需求变得极具弹性，这时，作为交换媒介职能的货币是不能正常发挥作用的。当萨伊原本以为的只是交换媒介的货币转而变成了价值储藏形式，也就是“价值转移手段”出了问题的时候，生产出现了过剩，需求显得严重不足。
我们并不想过多阐述萨伊理论的对错，及其逻辑的缺陷，而是想以其对于供给和需求关系的表述和论证作为出发点，或者参照物，来思考当下中国的供给侧改革。
萨伊想表达的是，需求的不足源自生产，即供给能力的缺失。如果转换成因果关系来表述，应该是：因为政府干预，所以供给不足，又因为供给不足，所以需求不足。因果链条中，供给是短板，所以，让市场发挥作用，提升供给能力，自然也会创造需求，这是萨伊对经济现实的理解和对该现实的实然描述，从而得到一种应该注重供给侧的应然表达。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表述，与萨伊定律的政策内涵是一致的。
就笔者的理解，时下中国，萨伊定律并未过时，但它的时代内涵更加丰富了。
一方面，我们依然可以说，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是想通过制度上的调整实现对生产要素的改革，释放各种要素的生产力，如户籍制度改革针对的是劳动力，土地制度改革针对是土地、金融制度改革对应的是资本。无论那种要素，所有者都是自然人（当然不能忽视政府），无论他（她）凭借何种要素获得收入，最终都会形成需求。从而，我们依然可以说，供给创造需求。
但是另一方面，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和工业化的发展，整体而言，中国并不存在生产能力不足的问题，反而是存在产能过剩（既有总量，也有结构）的问题，所以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任务之一，便是要去产能。这个时候，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因果关系与萨伊定律正好相反，是因为需求不足，才导致了生产过剩。所以，需要用供给侧改革来反哺需求，带动需求。当然，这也是在创造需求。
值得强调的是，虽然凭借任何一种要素获得的收入，都会转换成需求，但“转换率”是不一样的。经济理论中的一个基本共识是，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高收入者，劳动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财富收入。那么，在收入分化和财富分化越来越严重的今天，供给创造需求的效率，也是要打折扣的。而且，在一个越来越依靠知识、技术和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阶段，这种分化可能会更加明显。
一个可以参考的对象即美国。“华尔街+硅谷”模式，即华尔街的资本和硅谷的科技创新的结合，可以看作是美国引领科技创新的核心模式。科技进步实现了效率的提升和对劳动的替代，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农民和蓝领工人在过去几十年中，工资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当然还有其它原因）。可以想象，中国推动的金融供给侧改革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蓝图，就是再造中国版的“华尔街+硅谷”模式，知识、资本、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将发挥更为显著的作用。
那么，体力劳动者的位置在哪里，谁来管2.15亿农业劳动力和2.82亿进城务工的农名工？他们不太可能成为“华尔街+硅谷”模式的受益者，反而更可能是受害者（机器对人力的替代）。但是，如前文所述，供给侧改革可以反哺需求。那么，关键问题是，如何反哺？我们认为，方向已经明确了，那就是将抑制体力劳动者获取合理的、非歧视性报酬，和压制其消费能力的制度性因素消除，如户籍制度、农村土地流转和住房制度等。与此同时，消除其他要素获取不合理报酬的制度，如打破行业壁垒和资源垄断，以及进行国有企业改革等。
熊彼特认为，企业家对利润的追求而驱动的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是经济突破平庸的“循环流转”过程的“基本力量”。高质量发展一定是供给侧的，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定是创新驱动的。但是，若需求才是经济的短板，那供给只有在反作用于需求的时候，才是有效的。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达飞为东方证券高级宏观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