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与卢比奥所提出的限制华为向美国公司收取专利费的提案相比，他的“公平法案”获得通过的概率更高。

退一步说，该法案能否获得通过，并不影响其作用的发挥，其发挥作用的机制就在于它制造了不确定性（如图1），在于它可以影响行为人的预期和行为。阿里巴巴在香港二次上市有诸多原因，但笔者认为，应对美国政策不确定性也是其考虑之一。只要中国的企业家认识到中国企业可能变为美国资本市场的“不速之客”，这种认知就可以发挥作用，促使其选择别处上市，也从而增加了中资企业海外融资的难度，限制了其发展速度。比如，有些企业对标纳斯达克的上市标准制定发展战略，如果上市规则变了，将导致“前功尽弃”，融资周期被迫拉长，甚至因此而陷入困境。

图1：中国、美国和全球的政策不确定性指数

数据来源：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东方证券

某种意义上说，去年中国推出的中国存托凭证（CDR）就有这方面的战略意义，是中概股回归的一项举措。中美贸易纠纷爆发以来，中国在推动金融方面的改革与开放之步伐是最快的，资本市场的地位在中央文件中也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多层次资本市场被称为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中国直接融资市场长期以来为人所诟病，有其历史的因素，但结构性问题更为重要。当前中国推动的“金融供给侧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优化金融市场结构，更好地发挥直接融资市场的原生功能。扩大金融服务业开放，设立科创板，放松创业板公司重组上市条件等一系列举措，都是金融供给侧改革的内容。

值得强调的是，在中美博弈的当下，加快金融体制机制改革，完善金融基础设施以为实体企业赋能显得尤为重要，但在操作过程中，如何把握好速度与质量的平衡，如何降低制度上的激励不相容带来的行为扭曲，也同样重要。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陈达飞为东方证券宏观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