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并指出，过去包括现在，监管层不少人相信外企，却对民企有重重疑虑，现在落地新一轮金融开放举措，这个开放应该是、也必须是对内对外同时、平等的开放，这才是开放的应有之义。

央行公布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具体措施和时间表显示，取消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内外资一视同仁等六项开放措施将在未来几个月落实；对商业银行新发起设立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和理财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不设上限等五项举措也计划在今年年底前推出。

易纲表示，外资机构是否是强有力的竞争者，要看这些机构本身的公司金融、治理结构等情况。目前中国提高了持股比例限制，其实是为很多细分领域的开放提供了机会。虽然每个细分领域还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但原则是清楚的，就是在目前审慎监管体系下，对中外资一视同仁。

不过，他也强调称，央行还将做好配套措施以促进金融业开放相关工作顺利实施，在扩大金融业开放的同时加强金融监管，要重视防范金融风险，要使金融监管能力与金融开放度相匹配。”我们在推动各项政策时都是非常谨慎的...这些措施是我们经过慎重考虑后，在评估各项条件已经成熟、监管已到位、数据已到位后，才往前推进的，不能把它形容为大爆炸式的改革。”

在冯建林看来，在国内金融监管体系尚不完善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还不到位的情况下，中国决心实质性推进金融开放，这确实需要勇气和智慧。当然，一直不开放是不行的，金融全球化的趋势很明显，中国必须开放。至于风险管控，相信还是会坚持渐进和可控的原则。

当被问及金融业进一步开放后监管是否会走向”混业监管”模式，易纲表示，目前的方向是一定要加强监管，但基本框架还是分业监管，各监管机构职责是清晰的。但从过去这些年的经验来看，要特别关注跨市场、跨产品、跨机构的风险传染。比如大资管指导意见的目的就是要让银行、证券及保险的资产管理业务都要在同一个规则下竞争，尽量减少监管套利。

**应对全球货币政策正常化已完全准备好**

某种程度上说，过去数年中国货币投放是宽松的，在各主要经济体收紧货币流动性的背景下，中国也存在是否同步而行的挑战。

易纲回应称，中国目前实行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并没有实行量化宽松政策及零利率政策。关于主要经济体央行资产负债表收缩问题，中国央行在很早前就已经预期到了这种变化，所以已经完全准备好了。

目前，中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约为3.7%，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约为2.8%，易纲认为，中美利差处于比较舒服的区间，包括货币市场的隔夜利率和七天利率，中美利差也在舒适的范围内，总体上，目前货币政策格局和利差格局总体上都是稳定的，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

“观察政策是否稳定，是否是好政策，一是看对实体经济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看融资情况怎么样、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怎么样。二是看预期，就是大家怎么看待未来的事。就这两个方面考虑分析，我们都处于比较适度的区间。”他并称，目前中国离”流动性陷阱”还比较远，不过”流动性陷阱”这种极端的情形可以为制定货币政策提供一个有益的考虑。

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长李剑阁也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易纲担任行长会保证中国货币政策的稳定性。中国近年来的货币政策一直走在比较正确的路线上面，很多人在回顾2008年金融危机时中国货币政策相对比较宽松都会采取一种批评的态度，”我这几年来一直就觉得这种批评不是特别的宽厚，也不是特别的中肯。”

他并指出，应该客观地看中国这几年货币政策所走过的路程，并没有像日本、欧洲那样采取零利率，负利率的货币政策。中国的货币政策还是微调，不会有一个很剧烈的变动。因此对于宏观经济来说，中国货币政策不会出现剧烈的变化，也不会给经济带来很大的振动。

中国正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目前仍存在一些利率”双轨制”，一是在存贷款方面仍有基准利率，二是货币市场利率是完全由市场决定的。目前央行已放开了存贷款利率的限制。易纲表示，最佳策略是让两个轨道利率逐渐统一，这就是央行要做的市场改革。目前虽然有基准利率作为指导，但是在未来，借款和存款利率也将会主要由市场来决定。

易纲亦不否认中国目前存在杠杆率高、债务水平高的问题。他认为，从审慎的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的角度出发，首要的任务是要保持债务水平的稳定，第二个任务是让债务结构更加优化，平衡好政府债务、企业债务及个人债务。第三个任务是让总杠杆率更加合理。通过以上做法，来实现一个漂亮的去杠杆。

谈及下一步如何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他表示，改革的步骤是稳妥的，还是要控制风险，使得步骤平稳。人民币国际化是个水到渠成、市场驱动的过程。如果企业和金融机构有这种需求，人民币国际化可以节约交易成本、对冲货币错配的风险，央行乐见其成。但是主要还是靠市场驱动，要使得人民币和美元、日圆、欧元等其他货币的竞争是平等的，让企业可自由选择用哪个货币。

“目前跨境资本流动平稳。当进一步推动金融业开放时，会考虑资本流动这个问题，希望资本流动平稳，其有利于全球配置资源...目前，中国投资者的全球资产配置比例偏低。随着开放度进一步扩大，中国百姓和机构可以更大程度地在全球配置资产。鉴于国内和国外投资者都有需求，跨境资本流动可以平稳高效。”易纲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