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点

港澳突搜

中国政府决定大幅度修改香港选举游戏规则，连日来在香港社会引起极大争议。建制派一如以往大表支持，认同只有爱国者治港才能确保香港繁荣稳定；民主派则继续炮轰北京不再容忍香港存在异见声音。两边阵营争论不休的背后，某程度上也正好反映出两种政治理论的分歧。

关于民主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学界一直存在着两种主流的观点。其一是政治自由很重要；政治民主能够保证广大民众参与，而广泛参与和政治自由的结合，可以促进社会分配的公平，进而推动经济不断增长。

若翻看Fraser Institute的《世界经济自由年度报告》，不难看出支撑这一观点的数据。在每年“经济自由指数”排名靠前的国家/地区中，除了数个石油国家外，排行榜内多是一些民主国家/地区。这些地方不但是民主与经济自由兼容，而且经济自由程度也很高。

相比之下，在经济最不自由的排行榜最低层，大部分属于威权国家／地区，剩下的也大多是刚刚步入民主化并且民主程度偏低的国家。总之，这些数据皆反映政治民主即使不是与经济发展完全同步，至少也是相辅相成的。

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看法。这个被称为“政治民主与经济自由冲突论”的观点认为，民主制度很可能会损害经济自由，例如激发福利分配冲动，导致税收不断提高，损害投资积极性。因此，为了保护经济自由，必须提防政治民主化。

这两大观点之外，又有人提出另一个折衷观点，即承认政治自由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但在民主转型的过程中，社会最有可能发生动乱。譬如，法国大革命就是发生在旧君主制度最繁荣的时期。当时法国政治上相对开明，但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一旦政府的改革未能带来预期结果，社会动荡就会愈演愈烈，甚至爆发革命。

香港建制派和民主派近来对香港选举制度展开激烈的争辩，归根到底，就是第一和第三种观点的大比拼。对泛民支持者来说，民主和自由是香港繁荣的基础，香港产业结构多年来一直由财团寡佔，要解决香港存在以久的社会问题，就要贯彻民主普选。香港只有一人一票直接选出自己的特首，才能够解决贫富悬殊问题。

北京多年前曾经一度认同这一论述，认为各地的民主政府都面临着公民社会愈来愈活跃的问题，香港也不能再沿用昔日港英殖民地的管治模式。所以当局在2007年为香港普选时间表“一锤定音”，允许港人在不久的将来用选票去节制地产霸权，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可惜北京打开香港普选这个“潘多拉盒子”后，盒子里各种精灵也随之跑了出来，令香港由经济城市逐渐变成政治城市。在过去十多年，许多港人由于认定了香港一定会有普选，不断地表达出渴望尽快普选的诉求。泛民阵营也凭借着这股力量发起一次又一次社会运动，在立法会和区议会各项选举不断赢得胜利。

前年的反修例风波，可以说是民主派社会抗争行动的最高峰。在运动期间，大批香港人尤其是年轻人热情和投入抗争，争取他们心目中的民主自由；不少人甚至不屈不挠，前仆后继，推动香港独立。这也可理解为是立根于民主的诉求。

北京在这时候才猛然发现，原来当年为香港普选大开“绿灯”实在太天真，给了香港民众不合理的期望，以为西方民主选举就是灵丹妙药，并冒着过度的风险不现实地追求。

所以北京这次决定把“潘多拉盒子”重新合上，收回香港普选的时间表，意图一下子消除香港选举制度的“隐患”。根据当局的判断，一旦港人对政治热情急降后，香港就可以重回到一个经济城市，特区政府得以开展各项计划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换言之，北京和香港民主派正在对香港的前景进行一场预测性的赌博。对后者而言，北京禁止全体港人直接参与香港选举，将会进一步加深社会冲突，重重冲击香港经济体系，前者则认为政治的自由度和经济发展没有必然的相关。相反，既然以后政治已没有什么好玩，特区政府日后也不用再花精力去应付各种各类无休止的政治斗争，只要一心一意解决香港的经济民生问题就足够。

哪一方能在这个赌局中胜出，或许要待十年八载后才有结果！